问乐――对儒道两家幸福观的反思(3)
http://www.newdu.com 2024/10/11 02:10:56 中山大学哲学系 佚名 参加讨论
| 儒道关于乐的争执，除了有忧乐之分，还有共乐、独乐之辩。作为情感现象，乐首先是个人体验。但乐是否只是个人体验，自我与他人之乐究竟是同感，相涉，还是无关，以至相反，不同的观点涉及的不仅是个体经验，更显示其社会价值取向。 虽然孔子赞颜回在“人不堪其忧”的情况下仍然“不改其乐”，但并不意味着儒家刻意追求与众不同的乐。相反，从孔子开始，儒家就表达其追求群体快乐的倾向。“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是有相知的快乐。还有孔子赞同的曾点之乐：“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这也不是个人自得其乐。这种取向，后来孟子表达为众乐或同乐，并赋予其政治含义。在《孟子·梁惠王》中，孟子不是规劝梁惠王不要享乐，也不是要他把乐的层次提升到精神之乐上来。世俗之乐无问题，问题是能否与众共享。在孟子的诱导下，梁惠王承认，“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少乐乐”不如“与众乐乐”。依孟子，古之乐与今之乐，王之乐与民之乐，应该统一起来。这种观点，首先基于心理经验，独乐、少乐与众乐，在乐的程度比较上趋于后者更强。而从政治的观点看，王之乐必须与民之乐统一，否则，王将不得其乐，甚至王将不王。这种共乐或同乐的观点，是以人对乐有共同体验为根据的，所谓“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孟子·告子上》）孟子从人性论出发，得出追求与民共乐才是行王政或施仁政的表现。所以，“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 不过，共乐的问题，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分析。首先是基于生理或人性的依据，不同的人在同样的经验条件下，有同样体验快乐的能力。由此而蕴含着，所有的人都有平等追求快乐的权利。其次，依一般的心理经验，一个人因某事而快乐，同许多人因共同的原因而快乐，且他们互相之间能感受到各自正因同样的事情而快乐，快乐的程度是不同的，后者比前者更快乐。如集体庆典或节日，一起欢呼或歌唱的情形。这也意味着，一种价值与越多的人分享，它的影响力就越大。其三，还有比较隐蔽，但更特殊的快乐，是因他人的快乐而快乐。即快乐的原因，不是因为与其它人有基于共同原因的快乐体验，而在于你感受到别人的快乐，包括对亲人、朋友，甚至其它人。这三个层次都非独乐，但第一层次中，共乐与独乐可以并存。有共同体验的能力与条件，不必一定一起分享。你可能到音乐厅也可以在自己的卧室听同一部交响乐，都没问题。第二层次则表明，适时制造或提供民众共同快乐的机会，是有意义的社会行为。这是政治人物应当掌握的基本课程，也是其应有的责任。而第三层则是具有道德意义的快乐，它关心的既非自己的意欲或爱好，也非引致他人快乐的原因，而是他人能快乐这样的事实。他人快乐的表现如果是心之乐，则这乐本身是可以分享的。但如果是身之乐，则可能是排它性的。在后一种情况下，如果以减少你的身之乐为条件，来成全你所关切的人的快乐，这就需要利他主义的精神。儒家仁爱的境界，就包括这种精神。一个政治人物，要施仁政就必须愿意与民共乐，而让人民快乐不能只是当作治民的手段，而应出于关心人民这样的道德感或伦理态度。这种仁之乐，跨越个人的身之乐或身－心之乐，指向对他人是否快乐的关怀，是广义的人伦之乐。儒家乐的精神向度有深厚的伦理内涵。[6] 与孟子共乐的追求针锋相对，庄子主张独乐，而且提供立论相反的哲学论证。这就是《齐物论》所述的不同的人、物不能相知的观点：“齧缺问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恶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耶？曰：吾恶乎知之！然则物无知耶？曰：吾恶乎知之！虽然尝试言之。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耶？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耶？”在这“一问三不知”的回答之后，庄子借王倪之口，通过对人及各种生物对居所、食品及审美的不同反应或态度的对比，指出不同主体在“正处”、“正味”与“正色”的选择上不存在公共标准，并进一步引出“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途，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的反诘来。在庄子那里，味、色同处一样，都是知的类型。因此，不能相知就意味着不能共乐。作者借人、猴、鸟、鱼等不同种类的生物象征人类社会中不同身份不同处境中的个人，其真正想表达的是人与人不能相知从而无法共乐的观点。放弃共乐的追求不仅只是放弃做无用功的努力，更重要的是防止在追求共乐的过程中，断送了大多数人的快乐。故庄子后学说：“今俗之所为与其所乐，吾又未知乐之果乐邪？果不乐邪？吾观夫俗之所乐，举群趣者，誙誙然如将不得已，而皆曰乐者，吾未之乐也，亦未之不乐也。果有乐无有哉？吾以无为诚乐矣，又俗之所大苦也。”（《庄子·至乐》）每个人的快乐是不能互相取代的，用划一的标准，就是给他人以至整个社会制造灾难。故庄子的“至乐”不是共乐，而是独乐。 庄子的辩驳虽不能有效推翻孟子的主张，但暴露出问题的复杂性，以及把共乐问题简单化在道德生活尤其是政治实践中的危害。个人与群体的快乐，既不能完全等同，也非时刻对立，两者是会转化的。回到乐的经验结构上来，身之乐只要不是建立在对有限资源的依赖之上，个人的快乐与群体的快乐是不会冲突的。而在身－心之乐上，可能不是所有的人都分享同样的快乐，有人喜欢音乐，有人喜欢体育。分享的方式也不一样，可以一起演练、比赛，也可能是有人表演有人观赏。不过，喜欢与不喜欢不必构成冲突，除非资源条件的限制。[7] 而心之乐则易于有不同的倾向，它的特点是，由于它的观念性或非资源消耗性，最愿意与人分享，形成精神上的共乐。同时，那些具有自己观念追求的人，又是最不愿意放弃自己而追随别人的。故不同的精神快乐，也可能在观念上造成冲突。如果强求一致，必定以现实势力的强弱为依归。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人需要或追求独乐呢？当物质条件贫乏，无法满足大家身之乐的要求时，有人会独占资源满足自己。而这种独乐的实现，是以有人失去相同的快乐为代价的。这就是为什么儒家讲德治或仁政要包含“富”与“教”的内容，富是增加资源，教使行为有序。庄子笔下的隐者是资源最低程度的消耗者，他们追求心之乐。此外，还有特殊的独乐追求者，出于不健康的心理（嫉妒），不管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不愿意与他人分享快乐，甚至将其快乐建立在他人痛苦的基础上。这样的独乐，与前面提到的那种因为他人的快乐而快乐，刚好相反，是反道德的。上述两者，都非庄子倡导的那种独乐。对于那些涉及精神生活的快乐追求，由于出身、年龄、阅历、职业、志趣、教育等等因素的不同，的确存在着各乐其乐的现象，人们必须承认并尊重这种独乐的存在。楚王以金钱和权位劝庄子出山，而庄子认为那还不如一头快乐的小猪。在他的心目中，与聪明绝顶的人观鱼赏树、谈玄论道，才是快乐的生活。庄子的独乐，不是自私的快乐，也非不允许或完全不愿意与人分享，否则他就不会写那些能相视一笑，莫逆于心的朋友了。这与他“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的伦理观是一致的。庄子的独乐包含着其独特的道德观点，其不必承担其它社会责任的前提，是让每个人都真正独立，为自己的命运负责。 有意思的是，庄子独乐的思想源头，竟可以追溯到孔子与颜回。孔子表扬颜回“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在《庄子》的作者看来，这不正是赞许他敢于独乐么？颜回之乐在《庄子》中有重要的发挥，《让王》记述的颜回“所学夫子之道者足以自乐”的说法，表明这独乐主要在精神或心的层次上。不仅如此，《大宗师》中，颜回的修养境界甚至高于孔子，是教孔子“坐忘”的老师。颜回的形象被涂抹得更象个得道高人。孔子不止一次讲过“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的生存原则，但他本人在天下无道的条件下，仍不忍弃世独乐，被同时代的隐者讥为“知其不可而为之”。真正的隐者是那些怀有与俗世不同的价值理想，而既没指望自身理想在生有实现之日，又不愿意与现实同流合污的人。他们远离名誉、财富与权势，自劳自得，过最简朴的生活。而支撑起这种生活的精神，就是他们自负的道德理想。庄子的独乐，正是他们精神生活的说明与辩护。不过，这就导出一个问题，快乐是否有高低级之分？依庄子展示的形象，精神之乐胜于身体之乐，但据“齐物论”的哲学，则乐无优劣之别，各乐其乐。但无论如何，庄子是第一个对孔子关于乐的主题作深刻回应的思想家。 四、从本体到工夫 庄子论乐，对魏晋玄学甚至佛学中的禅宗，可能都有影响。但真能对这一论题深入展开的，应是宋明儒学。“周茂叔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便是宋儒反复提起的话头。理学开山周敦颐向二程兄弟行教的要义，竟是寻孔颜乐处，很耐人寻味。它表明，理学在寻求适合自己时代的思想论题，一方面，它要塑造与佛教中的苦业意识相抗衡的观念力量，另一方面，即使问题来自庄子的启发，也不忘与道家划清界线，坚守自己的精神阵营。这是其拒二氏，卫道统的使命使然。宋明儒者论乐内容繁富，本节只论及代表性的论题，本体与工夫。前者回答乐的性质，后者探讨得乐的途径。所举人物为朱熹与王阳明。 寻乐不仅是观念的行为，同时也是生活的实践。北宋五子中不只周敦赜追求光风霁月的生活，邵雍也筑“安乐窝”，吟“安乐歌”，欣然以“安乐先生”自居。然而，追求快乐的生活同构思快乐的哲学之间，有复杂的思想工作要做。追求快乐几乎是人的本能，但资源的有限与生命的有限，使得快乐成为有条件或需要调节的理想。对快乐的态度同人生哲学同样深奥。所以，朱熹门人甚至说：“周子令程子寻颜子所乐何事，而周子程子终不言。不审先生以为所乐何事？”其实，不是周程完全没分说，而是说得不清晰或者其微妙处难领会。不过思想史的发展也需要因缘际会，只要有好问题，解答终有水到渠成的时候。 真正为乐的问题大费周章的是朱熹。他对乐的思考主要不是记载在《论语集注》里，而是体现在与弟子门人对相关章节的问答之中。[8] 问题自然还是由周敦颐的提问引起的，讨论的素材与思考的依据则来自《论语》。《论语》中与乐有关的故事与字眼，几乎都被朱子门人翻了个底朝天。孔颜之外，还有曾点言志，也是论乐的对象。不过，关键的问题有两点，一是问孔颜所乐的原因何在，一是说理的方式能否传达孔子言乐的真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