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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史上的周礼与周易


    “绝地天通”的过程葛兆光教授认为“真正的达成应该是在殷商西周,祭祀仪式的完备也应该是较晚的事情。”任何事情都是过程,社会制度的推行更不是一蹴而就的,“绝地天通”是这样,“礼”更是如此。所以我赞同葛教授把殷商与西周在祭祀问题上做一个延续的自然过程的看法。今日之果有昨日之因,社会的发展、思想的进步,都是一个梯级上升的过程。就祭祀过程中占卜的主要手段而言,殷商的龟占在思想史上是很初级的,龟占所显现的“象”,并没有较多的知识成分,而周易的蓍卜就有较高层次的对天体、自然、社会的认知水准,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龟占在思想史上的奠基意义。
    我个人理解,礼的运行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到周礼时达到比较完善的阶段。周礼运行时期是中国文化在上古时期的最高峰,许多文化遗迹都可以在这里得到比较确实的结论。周礼赖孔子的承传,在中国文化中占据了正统的道统地位。周礼是个庞大的系统,而周易正是了解周时文化的切入点。
    从龟占到蓍卜在思想史上是一个进步,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飞跃。
    龟占以“象”为判,蓍卜据“数”为准。而“象”形的变化是根据龟裂的走向,这以今天的科学标准看基本上是无稽的。可是“易”的数字的一整套变化,却是中国古人对宇宙天体及万物生成规律的总体认识与概括。道德经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周易系辞传》中讲“《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太极是万物之源的代名词,而从太极到八卦再到八八六十四卦,易经中的这段话很形象地诠释了从无到有从细微到壮大的发展过程。
    周易的产生也是祭祀的实践活动逐步深入的结果。因为祭祀活动是通过一系列的象征性的物体(如祭品)和人的动作(如歌舞等)仪式程序来体现虔敬的。在此过程中,人们有“数”而“类”地生成一些概念。对于一些经常应用的数字产生特别的印象,如:一、二、三、五、十二等。比较典型的数字概念就是偶数的(二元化的)阴阳和奇数的五行观念的萌生。葛兆光教授对阴阳思想的萌生有精到的阐释:“第一,奇、偶数字对应于天地、男女、日月、黑白、冷暖、等等对立性的事物与现象,说明这些对立的二元的现象与事物在古人心目中是有某种神秘联系的;第二,万事万物在古人思想中是可以抽象成如此高度概括的数字式象征的;第三,当数字成为象征,这些数字不但有神圣的象征性,天然的合理性,而且还有可以替代现象世界本身的能力。正是这种使用的知识和技术中,中国思想史上最重要的‘阴阳’的思想在逐渐萌芽。”(《中国思想史》第65页)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对周朝的礼制是非常推崇的,他教学生时就说:“不学礼,无以立”。他对《易经》也很看重,晚年学易,达到韦编三绝的程度,并亲自写了《周易系辞传》,充分表达了自己的儒家思想。我这里说的周礼偏指祭祀礼仪,实际的周礼应该包括官制和政制。和有关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礼仪制度。而作为儒家经典的《周礼》则包括《周礼》、《仪礼》、《礼记》,合称三礼。作为经典的《周礼》成书时间说法有异,但总是在周以后,是后人的记述。
    周礼为后继者在典章制度上提供了制度范式,《周易》成为后世学者文人的学问渊薮,时至今日仍有众多醉心于易学者。周时取得的这种思想文化和制度上的进步,应该看作是中国古人自走出蒙昧时期后,所进行的有意识的思想活动过程中逐步积累的思想财富。所以不论周礼还是周易,都不应简单地归之于周。即以占卜而论,周易的数是在商的龟占基础上的进步、飞跃。
    我们今天看周礼看周易,一方面看思想发展的脉络,一方面看制度的传承。我们习惯说的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制度”,是从文化发生之初就显现了对“一统”的特别重视,象“绝地天通”这样的举动决不只是神话传说,而周礼则集礼教之大成,成为先秦古代社会天下一统的典范,并为后世楷模。但有一点是历代统治者不愿意看到也不愿意谈的,就是专制的弊端。古代帝王们的私心当然只看到私利,其实断送一代代王朝的不是农民起义,而是专制制度本身。旧以周朝而论,正是专制一出,弊害立显,周厉王到周幽王把专制走到极点也走到终点,专制断送了西周,礼制崩塌,诸侯称雄。比较有人性的温和的上层贵族也知道要对权利进行控制,所以强调德,要“以德配天”,但施行起来就比较困难,因为德是因人而异的,在维护权利为第一要物的时代,靠德来调剂社会矛盾是软弱无力的。所以历史上当一些大臣企图用德来匡正君王滥用权利时,往往如以卵击石,败绩累累。而那些以暴易暴的人又不过是制造一次次社会的动乱,虽然重新洗牌的过程使社会得到短时间的休养生息,但过不久就又恢复原样了,这就是不断上演的改朝换代的中国式的历史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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