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的哲学困境
http://www.newdu.com 2024/10/10 10:10:31 光明日报 佚名 参加讨论
内地学界对港台新儒家的关注始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从此，研究性的著述不断。在这样的热切关注之中，牟宗三显然最为抢眼，因此研究他的哲学思想的专著与论文持续涌现。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仔细阅读此类研究著述，我们可以轻易发现，绝大多数的研究著述均是从新儒家的视角切入。这就表明我们学界关注的牟宗三只是他的新儒家思想。 无疑，说牟宗三是当之无愧的现代新儒家的重镇是正确的，但是却不准确。因为这样的断定没有充分揭示出，牟宗三新儒家思想与其他新儒家代表思想体系的不同之处。此种不同从形成其思想体系的资源上说，他的思想体系由传统儒家思想、康德哲学、现代逻辑等融合而成。从其哲学思想体系的表现形态而言，他的思想体系则是由形而上学、具有新儒家特征的道德哲学、知识论、逻辑学等构成。如果将上述两种不同综合在一起，我们则可以这样来定义牟宗三的哲学思想体系的特点，即他是运用现代逻辑学的精神及其方法、从知识论的进路来建构起儒家的道德哲学思想体系的。 刘爱军教授的《“识知”与“智知”——牟宗三知识论思想研究》一书对牟宗三的哲学思想体系的研究突出了牟宗三在知识论和方法论研究方面的特异之处及其得与失。因此，刘爱军教授的这本书既是对牟宗三哲学思想研究的一个大的突破，也是对中国现代哲学研究方向的实践。 牟宗三对知识论和逻辑分析方法的研究是其哲学思想体系具有明确现代意义的体现，表明他本人已经自觉意识到哲学不只是教条或真理的罗列或堆积。按其本质，哲学应是而且只应该是论证或提供充分的道理来说明某一学理系统的学科或艺术。知识论和逻辑分析方法论是哲学各部门最具有这一特征的学科。于是，对于哲学家来说，他相信某一观点不是因为盲目的喜欢或某时某地的情绪冲动，而是因为这一观点具有坚实的学理性的基础。 遗憾的是，牟宗三并没有将哲学的这一要求彻底论证的标准坚持到底。正如刘爱军教授指出的那样，牟宗三的思想具有“德行优先说”。这就是说，知识论不是形而上学或本体论或道德哲学的基础。而是正好相反，形而上学、本体论或道德哲学才是知识论的真正的基础。 刘爱军教授所揭示的牟宗三的哲学困境不只是个特例，而是中国现代哲学的普遍性的品格，金岳霖、冯友兰、熊十力等人均遭遇到了这样的难题。因为在他们的哲学思想体系中，真正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知识论和方法论，而是形而上学或本体论或道德哲学，他们之所以需要知识论和方法论，是为其形而上学或本体论或道德哲学服务的。因此，形而上学或本体论或道德哲学才是中国现代哲学的正宗或主体，知识论和方法论不过是为正宗或主体服务的工具。结论就是，不是思想跟着论证或方法走，而是论证或方法必须紧跟着思想走才具有其自身的价值，才会得到重视。之所以出现这一困境的根本原因就是西方文化、哲学、价值观念对中国文化、哲学、价值理念的强大的挤压，遂使得中国现代哲学家自觉地承担起重建形而上学、本体论、道德哲学的文化重担。在此视野下的知识论、方法论只能具有工具性的价值。 本书揭示出了牟宗三上述的哲学困境，这是作者的研究功力的表现。只是希望作者在今后的研究中能够同情地理解中国现代哲学家所遭遇到的理论困境，要能够进一步分析所以出现这样的哲学困境的文化环境。（胡 军） 《“识知”与“智知”——牟宗三知识论思想研究》 刘爱军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儒家文化哲学何以可能（一）
- 下一篇：略论儒学视野中的诗意心境（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