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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向、刘歆父子的易说(二)


    三 人更三圣说
    关于《周易》经传的作者,刘氏父子于《六艺略》中,明确提出了“人更三圣”说,在易学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说:
    易曰:“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汉兴,田何传之。讫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而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1]
    此段文字叙述了易学从产生到西汉后期发展的历史,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提出“人更三对,世历三古”说,认为伏羲作八卦,文王重易作上下篇,孔子作《易传》十篇以解经。其二,认为《周易》本为卜筮之书,所以秦始皇焚书,不毁《周易》,而传者不绝。其三,认为汉代易学皆本于田何,后来分化为两大传授系统,即官方易学与民间易学系统,并分别表现为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不同特征。
    刘氏此说在易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人更三圣”说是对历史上各种说的概括与总结。战国时期成书的《易传》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于是始作八卦。”又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2]疑《周易》作于殷、周之际,但尚未确言为何人所作。至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方云:“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西伯拘羑里,演《周易》。”以为伏羲开始画八卦,周文王推演为六十四卦,并作了卦爻辞。其《孔子世家》又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4]刘氏父子加以概括,在易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说,遂成为后儒有关《周易》作者的基本认识,影响深远。近代以来,随着新史学的兴起,此种说法,逐渐被人们所否定。但“人更三圣”说也有其合理的因素,即认为《周易》经传非一时一人所作,而是陆续形成的著作,认为卦爻辞的形成同周王朝的建立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对于探讨《周易》的形成和发展,将《周易》经传放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加以研究,是有启发意义的。
    其关于《周易》传授的说法,也大致符合汉代易学发展的情况。据《史记·儒林传》和《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子传《易》于鲁人商瞿,经六世传于齐人田何,汉兴,田何又传于杨何。《汉书·儒林传》说:“田何以齐田徙杜陵号杜田生,授东武王同子中,洛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数篇。同授淄川杨何字叔元。”[1]又说,丁宽授《易》于同郡田王孙,田王孙又传于施仇、孟喜、梁丘贺,于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其中,孟喜传《易》于焦延寿,焦又影响京房,于是“《易》有京氏之学”。又说:费直“长于卦筮,无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解说上下经”。高相“治《易》与费公同时,其学亦无章句……高费皆未尝列于学官”[1]。这与刘氏所说的易学传授系统是基本一致的。但《汉书·儒林传》还依据刘向说提出了另一种说法:“至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易家说皆祖田何,杨叔(何)、丁将军(宽)大谊略同,惟京氏为异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不相与同。”[1]这又是认为,京房易学独树一帜,与田何一系的易学不同。此说虽与上述所说相出入,但必有所据。刘氏关于易学传授系统的论述,为后人探讨汉易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可靠的线索,也是对易学史的一个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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