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人合一”看中国哲学与诗学基本特性（4）
http://www.newdu.com 2024/10/10 06:10:32 中国教育文摘 佚名 参加讨论
四 “天人合一”这一特性在中国哲学与诗学体系中的范畴系统和话语系统里获得了具体而现实的落实。所谓范畴就是指一种学说、一个学派或一个文化体系在把握世界和人类自身时所呈现出的观念性的物态化的方式或工具。而范畴系统则是这一方式或工具的具体的组合模式。所谓话语就是人类在把握世界时用以表述自己的情感、观念或理论的一种抽象的观念性的物质媒介。“话语”不同于人们一般所说的“语言”、“言语”等。如果说“语言”、“言语”更多地呈现出语言的感性的、表层次的或通常性的含义的话，那么“话语”则从理论角度或更深层次的思维方式和特性传达出语言的个性特色和自由平等对话的特性。话语系统则是特定话语的不同的构成模式。无论是一个理论家还是一个文化体系都有其各自的独特的范畴系统和话语系统。也就是说，范畴系统和话语系统是区别一种学说、一个学派或一个文化体系的最为关键最具标志性的特征。例如中国文化体系就以其特有的范畴系统和话语系统立足于世界文化之林，尤其是迥异于西方文化体系。再如刘勰的《文心雕龙》所使用的范畴系统和话语系统就很具中国的民族特色和气质，是难于用西方那种诗学范畴系统和话语系统（如亚里士多德《诗学》）简单对接或传述的。目前所谓的“失语症”可能就是从这一方面而言的。 如前所述，与“天人相分”思维观相比较，“天人合一”思维观特别注重用整体性的、体验性的、主体性的、模糊性的等方式或视角去把握世界和解读人类与世界的相互关系。中国哲学和诗学体系的范畴系统和话语系统充分体现了这一思维观的特点。也就是说，“天人合一”使中国哲学和诗学有了一套独特的范畴和话语系统。这套范畴系统和话语系统与西方的传统范畴系统和话语系统是格格不入的。也正是这套范畴和话语系统才使得中国哲学与诗学之间构成了内在的一致性关系。这套范畴和话语系统内容十分丰富、所涉及的领域也非常地广泛。目前学界的研究虽作了很多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14）但仅仅是个开始。还有待于学界同仁多学科、多角度地进行全面的研究。这一研究的突破将会真正使世人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的内蕴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此我们无法全面系统地描绘这套范畴系统和话语系统，我们只能就哲学与诗学间的内在一致性关系方面考察一下这套系统的几个重要特征和表现形态。 关于范畴系统： 中国哲学和诗学的范畴系统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这套范畴系统注重整体性、主体性、体验性，而不太注意范畴的明确性。这些特征恰好就是“天人合一”思维观特征的具体化。具体地说，整体性就是指中国哲学和诗学范畴所具有的贯穿着人生和宇宙相融合的生命等性质。而这一性质对其他性质有着决定作用。也就是范畴的整体性决定了范畴的主体性、体验性、模糊性等。“道”作为中国哲学和诗学范畴系统的核心范畴，就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特征。（15）作为范畴的“道”，一般认为起源于《老子》。《老子》把“道”抽象为一个包罗万象的理论概念，同时又对“道”的性质、特征和意义对进行了形象的描述。之后，在中国传统文化系统中（包括哲学和诗学），“道”更是作为一个非常具有普遍意义的“元范畴”为各家各派所缘用和青睐。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现代一些学者的研究中获得佐证。哲学方面：如张立文先生的一系列中国哲学范畴研究著作就是以“道”为元范畴而展开系统考察的。他认为“天人之道”是中国哲学的主旨，也就是说中国哲学是所谓的“究天人之际”的学问。并由“道”分为“天道”和“人道”两大系列。“天道”主要探讨中国哲学对自然、世界以及人与自然等问题的认识和研究情况。“人道”则着重考察中国哲学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人生、以及人与思维等问题的各种看法。（16）诗学方面：如张海明就认为，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的理论基石只能是“道”。并以原道观出发，展开其诗学的本质论、创作论、作品论以及鉴赏论等范畴系列的建构。（17）再如党圣元更明确地对中国传统诗学范畴系统进行过描述。他认为这种范畴系统应是“以‘道’为历史原点与逻辑起点（元范畴），根据天——地——人这一系结构框架，以循气——人——文或物——心——文这一生成模式，由源到流，由体到用，由实到虚，由对待到统一，以范畴为基本单元，围绕这作为一种文化或精神现象的文学艺术所涉及的各个认知方面而具体展开，形成文源论、文体论、价值论、通变论、主体论、创作论、作品论、风格论、批评论等八个层面或理论专题，彼此之间相互贯通，从而呈现出一种网状式的结构特征”。（18）尽管“道”为大家所青睐而广泛应用，但“道”究竟是什么含义，或者说到底如何用现代话语进行阐释与国际接轨呢？ 目前看来很棘手。恰好这个问题是一个根本性的、直接穿透中国传统文化之意蕴的关键之处。对“道”把握的难点就在于“天人合一”思维观的整体性特征。“道”不仅是“天道”、“人道”，而且也是“文道”、“医道”、“技道”、“生道”等等无所不包在内。也正因为这一点，从西方哲学中很难找到一个与“道”相对应的概念或表述。由此看来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关键正在于富有中国特色的范畴系统的现代化。当然，这里的“现代化”不是“西化”。也正是这种整体性，人们在把握世界的时候，更多地是采取一种体悟或直觉的方式。于是另一重要范畴“味”就具有其特殊意义。“道”既是有形的事物也是无形的事物，是有限和无限的统一，是象和意的统一，或者说是天和人的和合。从某种意义上讲，“道”是不能用“名言”概念来表述的，即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而“味”恰好具有这种功能。因此，无论是哲学还是诗学多偏爱“味”。如“澄怀味道”（老子语）、“澄怀味象”（宗炳语）、“尽心”（孟子语）、“致良知”（王阳明语）以及品味人生等。“味”这个沟通人与自然、内部与外部环境以及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中介性环节，成了中国人的一种奇特的文化心理结构，才可以去把握“道”，获得“天人合一”的境界。以“道”和“味道”为核心的、双向互动的模式构成了中国哲学和诗学所独具特色的范畴系统。 关于话语系统： 在讨论中国哲学和诗学的话语系统之前，首先有必要对“话语”这个概念进行界定或把握。虽然时下学术界十分青睐“话语”这个时髦字眼，但真正对其进行定义或研究的似乎寥寥。一般的辞典都把“话语”解释为“言语”或者是交流的语言等。“话语”（discourse）与“语言”（language）、“言语”（parole）是同义词，但它们之间又有很大的差别。一般而言，“语言”是指语言符号系统或代码，如汉语、英语或科学语言、文学语言、哲学语言等符号系统。另外“语言”又有人类语言与动物语言之分，这两种语言有着本质的不同。根据心理学理论看，动物的所谓“语言”实则是它们自身本能的反应即“第一信号系统”的表征。而人类的语言则完全不同，除了有“第一信号系统”的因素外，更有仅属于人类特有性质的“第二信号系统”作用。正是这种特殊性，人类才创造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化世界或意义世界。这一世界只属于人类。这一世界就来自于体现人类意识或精神的“语言”。“言语”是指个体人所用于传达信息的说话或信息等。不同的人有着各自的言说方式。如文学家同样向读者传达中国二三十年代农村的图景或信息，鲁迅的“言语”就区别于沈从文的“言语”。如果说“语言”是侧重于语言的整体性的话，那么“言语”则强调语言的个体性或差异性等方面。“话语”具有着“语言”和“言语”的性质，但也有所侧重。它是指单个说话者的连续的信息传递或具有相当完整单位的文本；它重在遵循语言的一般规律的前提下，强调着个体传达信息的主动性、自由性、平等对话性。本来语言一旦形成，就对人的自由具有限制性，而“话语”却能更多地更充分地表现人的自由。因此，相对于“语言”、“言语”而言，“话语”从本质说具有意义的开放性、表达的自由性、交流的平等性等特征。 中国哲学和诗学的话语系统表征着中国传统话语系统的性质。那么中国传统的话语系统究竟有什么性质呢？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具有综合性的课题。必须要求多种学科（人类学、文化学、思维学、考古学、语言学、心理学等）的相互努力和配合，才可完成。在此我们不可能完整描述这一话语系统，只能就目前的研究情况，冒昧地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 首先，中国传统的话语系统注重人的内心“体”、“味”等“尽心”（孟子语）方式，而不重视或干脆不要表达。本来，人类创造“语言”就是为了人类相互间的思想情感表达的；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那种“述而不作”（孔子语）的学风、追求“意在言外”的文风、企盼“空灵”中觅知音的作风，一直占统治地位。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道家、禅家等学派及其元典性著作中看出或得到证明。例如：儒家的所谓“十六字心传”（19）就被宋明理学家认为是尧、舜、禹心心相传的关于治理国家和个人修养的原则而大加青睐。由于这个命题太语焉不详，以至于究竟如何正确理解这个命题就成了历史悬案。《易经》也堪称一部天书，究其原因同样在于太简略。《老子》被称为“五千精妙”。更甚者是禅家大唱“不立文字”强调“妙悟”。正因为如此，在中国传统经典著作中很难找到那种“体大虑周、阐述详备”的作品。这也是中西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表现，同时也是“天人合一”的具体体现。 其次，中国传统话语系统中即使是表达，各家各派所使用的概念、命题等都不太注重 公共性和易传达性。这一点与中国传统范畴系统是相通的。如“道”这个概念或范畴，尽 管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范畴，但在儒家、道家、禅家、兵家等学派中的内涵是各异的。再如，同样要传达“天人合一”的境界，儒家表述为“和”；道家表述为“游”；禅家表述为“妙”等。因此，概念、范畴的个体性、非统一性给人们的话语交流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尤其是为后来的研究者对文本的读解造成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局面。 最后，正由于上述特点，中国传统话语体现出了传统中国人的生存方式的特征：这就是中国人长期处于以农业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和封建主义时代，只有上苍的怒吼和皇帝的圣旨或诏书等霸权话语，而完全没有与上苍和皇帝平等对话或对个体生存需求自由表达的可能。无论是中国哲学，还是中国诗学都注重个体的人、感性的人要融入整体的人类、理性的社会中去才有意义。儒家文化的重社会道德性和“文以载道”一直处于统治地位，张扬个体情感性格的文化思潮和那种自我表现派文学却成为了人们批判的靶子。嵇康和李贽可谓是这一话语背景下的牺牲品。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传统话语过分注重“意会”忽视“言传”，从而也就大大削弱了其固有的对话和表达功能。在这种话语中人只有整体而无个体，同时人和语言有相互背离的倾向。并且这一话语系统不太适合于“表达”的自由性、平等性和开放性，更多地追求那种“孤芳自赏”的“妙”。这在中国哲学和诗学中都表现的特别突出。而最为集中的一点就是“天人合一”。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中国哲学家和诗学研究者对“天人合一”青睐的程度而言，还是从境界追求、体系建构、范畴系统和话语系统等方面对“天人合一”内涵、性质、特性及其与中国哲学和诗学的内在本质关系的把握来看都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和诗学的内在一致性的基本特性；是我们更深入理解和领会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问题；是我们把握中西文化差异的关键性方面。同时我们还看出，“天人合一”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长处，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致命的缺憾。如何走出这种怪圈，如何在更高层次上超越“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是我们每个中国文化研究者的义务。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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