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人合一”看中国哲学与诗学基本特性（3）
http://www.newdu.com 2024/10/10 06:10:16 中国教育文摘 佚名 参加讨论
三 “天人合一”不仅是中国哲学和诗学共同追求的最高境界；而且也是其独特体系建构的基本模式。关于这种体系建构模式的独特性问题，我们还得从中西文化的差异说起。当然，中西文化的差异表现在方方面面，但我觉得思想体系的建构模式方面表现最为突出。而思维模式又是体系建构模式差异性的最主要因素。因此，我们这里主要是从思维模式这一角度来透视中西文化体系的重大差异性。一般而言，中国注重“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进行体系建构；西方强调“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进行体系建构。用所谓“天人合一”、“天人相分”的观点来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虽说学界还有某些分歧，但总体上似乎已达成共识。并且有的学者以专著的形式论述这一重大问题。（10）同时对于我们探讨中国哲学与诗学之内在关系也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 “天人合一”和“天人相分”两种思维模式之间的差异，我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天人合一”注重人与自然的一体性，也就是把人看作是内在于自然的因素，使自然的一部分；同时自然也是人的另一体，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11）。“天人相分”观则把人和自然看着是对立的，两者之间是一种主体和客体、认识和被认识、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 其次，从把握客体的方式上看；“天人合一”是以内在的心灵和生活去体验、去直觉事物，重心在于主体的情感生活以及对世界人生真谛的彻悟，而不在于考察研究客观事物的内在普遍规律。“天人相分”则是以理性的方式、明确的概念、严密的逻辑推理来探究客观事物的本质规律；更多地注重客体与主体的区别，从而使这些客观规律能多次地为人们所利用。 再次，从关注的对象言；“天人合一”思维更注重“大我”与“小我”相交融的整一性。因此中国学术常常是将谈天论人结合起来，决不会去孤立地长篇大论地去专门讨论一个事物的客观规律。“天人相分”的模式则多偏重于对世界某一部分或部门的专门而精确的研究和考察。所以西方学术特别注重学科的分类以及各学科任务的明确。同是研究人的，就有所谓“哲学”、“伦理学”、“美学”等。 最后，从结果来看；“天人合一”观所获得的理论体系常常具有整体性、体验性、意象性、模糊性等特点。这对于我们把握这一理论体系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尤其是同一概念命题的多义性不明确性等。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概念。然而我们很难在古人那里找到关于“气”的明确的定义或界定；我们只能从多方面的研究中揣摩其意蕴。而“天人相分”观所获得的理论体系就极不相同。这种体系虽然庞大单间够及其强调概念的明确性统一性，注重对命题或体系论证的严密性和推理的逻辑性。 从上述对“天人合一”和“天人相分”两种基本思维模式的比较以及其造成体系建构的差异性等问题的论述看来，以“天人合一”思维模式为主导的中国哲学与诗学体系建构同样区别于西方那种注重主客对立的重理性重逻辑的严密体系，有着自己的基本特性。那么中国哲学和诗学的体系建构方面究竟有什么特性呢？我们可以从这两个方面来把握。 第一、对人生的特别关注是中国哲学体系与诗学体系的核心问题。这是“天人合一”思维模式在体系建构中有着积极重大作用的一个突出表现。就哲学而言，中国哲学体系中，宇宙论、认识论等的地位远不如其在西方哲学体系中那么重要，往往处于从属或次要地位。也就是说宇宙论、认识论等要以人生论为轴心或重心来获得其价值的。因此中国哲人无论是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还是观赏自然动植物；他们的兴趣和考察的重点都不在于了解或把握它们各自具有的内在的客观规律。他们更多地是借助于自然万物所呈现的表面的现象如天灾、地震、松树的耐寒等来说明或解释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现象。关于这一点，中国文化的元典性著作譬如孔子的《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都体现了这一特色。同时后来的哲学家们也早已指出过。如张岱年先生在其代表作《中国哲学大纲》中就认为：人生论是中国哲学之中心部分。中国哲人不注意宇宙的研究，即使讨论宇宙也常常和人生问题联系起来。中国哲人的文章与谈论，常常第一句讲宇宙，第二句便讲人生。人生的准则既是宇宙之本跟。（12）再如牟宗三先生也认为，中国哲学的主要课题是生命，“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的学问。它是以生命为它的对象，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调节我们的生命，来运转我们的生命、安顿我们的生命。这就不同于希腊那些自然哲学家，他们的对象是自然，是以自然界作为主要课题”。（13）就诗学体系而言；中国诗学家往往更多地关注的是人生或人类社会的盛衰嬗变。在中国，那种只追求技巧、片面抬高无内容的纯形式的理论或作品和无关乎人生的现象是极少见的或没有地位的。因此，无论是“诗言志”，还是“诗缘情”都关注人生。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其他艺术作品，真正的妙品不是那些单纯追求词藻、形式、自然效果的“自然主义”作品，而是那些有“比兴”、重“境界”的“人生主义”作品。 第二、注重思维的直觉性是中国哲学体系和诗学体系建构方面的另一重要特性。所谓思维的直觉性是指人在把握世界时的一种方式中呈现出来的特殊性质。众所周知，直觉和理性是人类两种最基本的把握世界的方式，直觉和理性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推动、不可以一方取代另一方。也就是说，直觉相对而言不如理性那末深邃与严谨，而理性又缺乏直觉那种敏捷与睿智。这两者在人类的思维中是统一的。只是在具体的环境下有着各自的侧重。如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差别就在于此。一般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倾向于直觉；西方传统文化则更重理性思维。就体系而言，中国文化体系（包括哲学与诗学体系）更多地采取以整体的观念和体验直觉的方式去阐释世界。这一体系无论是范畴系统还是话语系统等都极不同于西方文化体系。（这一点详见后）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体系和诗学体系之间构成内在统一关系中的重要特性，也是中国哲学与诗学不同于西方哲学与诗学的特殊之处。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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