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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 中国政治统一的古老理论依据


    中国的哲学文化促使了中国的政治统一,并且万物归一的普遍思想和政治统一的上层建筑又相互强化。中国政治统一强权的需要,又使中国的君主专制成为中国政治的一种历史选择。
    自然界天无二日,中国古代哲学文化也相依认为一国不能有二君。一国一君,是天下万物归一的一种天人合一的反映。
    在古代,中国作为一个庞大的帝国,要维持统一,必然是选择专制政治,一国之君主必须拥有绝对的权威,如若没有这种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一个国家难免会产生政治分裂,在古代经济、特别是交通通讯非常落后的情况下,很容易发生政治管理权力的失控。支持君主无上权力的哲学基础,就是万物归一的自然抽象逻辑,是天人合一和君权神授的天道哲学观。
    在权利极端集中的专制政治建设中,必然会产生各种形式的反抗和暴力斗争及镇压。因此秦始皇的暴政有他的历史必然性,离开了当时的历史背景而指责秦始皇的暴政,在政治上是片面幼稚的,这点毛泽东批评郭沫若骂秦始皇,是依据远大的历史眼光。
    现在,我们时常会批评中国古代的“朕即国家”、“朕即天下”的君权思想,其实这种思想在当时是必然的选择,这种思想代表了古代政治权力无限的高度集中,如果没有这种高度的集中,中国历史的发展就不可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国家,就必然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多国政治分散状态。我们不能把中国古代君主的征战统一,简单的看成是他们的个人权力意志,同样我们也不能把古代皇帝统一天下后,实行权力的高度集中,看成是他们贪婪和权力占有欲的膨胀,更多的应该看成是一种政治统一的强有力的保证。
    中国古代的皇帝,始终享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归一的王道依据,这种从中华文明产生即日起就具有的天命所有观,是中国历代君主巩固自己政治地位和消灭一切分裂政敌的理论依据。
    中国政治和文化的统一有个秘密,也可称之遗传密码。在孔子的时代,中国社会就有天下一家的政治大同思想。孔子自称述而不作,毕生整理编订祖宗的传统文化精髓六经。在孔子的精神世界,中国的文化有一种系统认知的大同,这个大同就是周礼,就是中庸之道,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仁者爱人,就是仁义礼智信,就是忠恕孝悌,这种文化大同包含了一系列最基本的概念,而这些最基本的概念又构建成一个相互依存和有机联系的文化整体。比如仁、义、信是个人应有的道德属性,比如礼是有道德的人社会生活方式的行为准则,比如中庸之道,是个人与社会的最完美最至善的符合自然本性的一种存在方式,比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社会仁义礼智信、忠恕孝悌等中庸文化的政治制度的统一保障。
    孔子编订六经有鲜明的文化主张,比如《诗经》三百是思无邪,比如《春秋》使乱臣贼子惧,比如《易经》演义是彰仁义,等等。孔子在他那个年代可以讲是最博学的,孔子在集古代文化大成的基础上,旗帜鲜明不遗余力的创建了中国古代文化大同的思想。这是孔子对中华民族的最伟大的贡献。在孔子那个年代,中国的政治还没有统一,但是由于孔子的贡献,中国的文化精神率先就建立了统一的基础。
    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过横跨巨大疆域的政治帝国,比如古希腊亚历山大大帝,古罗马帝国,日耳曼民族的查理大帝,蒙古的成吉思汗帝国,等等。这些帝国都不复存在了。这其中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在政治上没有实行中央集权管理,二是没有建立统一的文化基础。
    中国的统一,实际上在孔子时代,孔子等已建设成了中国文化统一的理论基础,而到了秦始皇的时候,中国文化大同的思想已在强烈的期盼中国统一政治的出现,时势造英雄,历史选择了秦始皇完成了中国政治统一的大业。
    但是,秦始皇长于政治眼光,而缺少文化眼光,在他统治时期,恰恰发生了中国文化历史上最悲惨的事件“焚书坑儒”。中国古代集权专制的统一政治,如果没有中国优秀文化的制约和精神修养,势必沦落到人类最黑暗最惨无人性的政治状况,中国历史上最荒唐最恐怖的一个政治故事,即指鹿为马的政治事件就发生在秦朝灭亡的前夕。
    秦帝国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秦朝的没有中国优秀的文化作为其内涵的政治暴政,很快就招致其灭亡。汉朝汉武帝,终于认识到专制政治必须具有一个统一的文化哲学基础,他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选择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统治文化战略。
    中国从此实现了政治和文化双重统一的历史局面。这是一个重要的年代,是中国统一历史发展分界的年代。从此,在世界史上无比伟大的中国统一的局面,不可阻挡,百折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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