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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儒者的“引西救儒” (6)

“岂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
    比郭嵩焘更早的徐继畬,早在鸦片战争后不久就在《瀛寰志略》中大力推介美国的情况:“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徐继畬:《瀛寰志略》,卷九)
    徐继畬对共和制美国的赞誉比君主立宪的英国高许多。而当时(1840年代)美国国力还不如英国,打败中国的也是英国,美国那时还根本没跟中国打过仗。在1844年的时候,美国还是门罗主义的时代,实力仅及于西半球,在世界上并不是一个强国。半个多世纪后的美西战争后,她才具有追求世界霸权的能力。如果只是因为被打败而崇拜强者,徐继畬何以有如此评价?其实徐甚至认为美国“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徐继畬:《瀛寰志略》,台湾华文书局影印道光三十年福州版,745页)美国是否真的“不尚武功”当然大有争议,但徐对美国的赞誉并非因为美国的武功则是无疑的。徐继畬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近于“天下为公”的道德理想,他因此以华盛顿比古圣,说华盛顿堪称“全人类的典范和导师”,他开创共和的“贤德”之举已成为联结“古代圣贤”与后代伟人的纽带。
    从“天下为公”道德观点看,共和制的美国总统比“家天下”的英国世袭君主更理想。而在君主立宪国家中,虚君宪政的英国似乎又比天皇集权的日本更理想。所以,尽管后来中国败于日本比败于英国更惨——其实,鸦片战争后真正认为英国比中国强大的人还极少,多数国人都把失败归咎于我们出了“汉奸”,都认为假如林则徐没被撤职中国就必胜无疑。甲午以后多数国人才真正有了被“强敌”打败的感觉,不再觉得换个人指挥就能打胜了。而日本对中国的影响更是巨大。甲午之后国人纷纷赴日,当时所谓的西学也多经日本转介而来,我以后还会指出:其实中国结束“反法之儒”引西救儒的时代,而转向把西方当成“强秦”来学、在“学西”中走向反儒,也与日本的影响有重大关系。
    但尽管如此,当清末出现立宪思潮时,除了慈禧和炮制“皇族内阁”的一班满族亲贵倡言学日本,中国知识界当时所谓的立宪派,几乎都是主张英国式虚君宪政(他们与所谓革命派的距离并不像今天所说的那么大),而明确反对搞日本式实君立宪的(参见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这是由于英国打中国比日本打得更疼,还是与古儒“公天下”理想本身具有亲共和而疏君宪、亲虚君而疏实君有关?很值得研究。
    总之,当时“反法之儒”学习西方,最大的动力与其说是来自“富国强兵”,不如说是来自一种自秦汉以来一直被法家体制压抑的古儒道德理想。这些儒者甚至明确指出:国家如果对老百姓不好,“强大”也是没有意义的。如郭嵩焘就说:“岂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抑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郭嵩焘诗文集》,杨坚点校,岳麓书社1984年版,255页)
    “华人不自为之,其祸可胜言哉!”
    谭嗣同曾说过:
    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向使海军如英、法,陆军如俄、德,恃以逞其残贼,岂直君主之祸愈不可思议,而彼白人焉,红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将为准噶尔,欲尚存噍类焉得乎?
    故东西各国之压制中国,天实使之。所以曲用其仁爱,至于极致也。中国不知感,乃欲以挟愤寻仇为务,多见其不量,而自窒其生矣。又令如策者之意见,竟驱彼于海外,绝不往来。……仍守中国之旧政,为大盗乡愿吞剥愚弄,绵延长夜,丰蔀万劫,不闻一新理,不覩一新法。则二千年由三代之文化降而今日之土番野蛮者,再二千年,将由今日之土番野蛮降而猿穴,而犬豕,而蛙蚌,而生理殄绝,惟余荒荒大陆,若未始生人生物之沙漠而已。夫焉得不感天之仁爱,阴使中外和会,救黄人将亡之种以脱独夫民贼之鞅轭乎!
    西国仁义之师,恪遵公法,与君为仇,非与民为敌,故无取乎多杀。敌军被伤者,为红十字会以医之;其被虏者,待和议成而归之。辽东大饥,中国不之恤,而彼反糜巨金泛粟以救之。且也,摧败中国之军,从不穷追;追亦不过鸣空炮慑之而已。是尤有精义焉。
    若夫日本之胜,则以善仿效西国仁义之师,……民……且日希彼之惠泽。当日本去辽东时,民皆号泣从之,其明征也。”(谭嗣同:《仁学》之三十五)
    这样的话今天听来,的确是够走火入魔的。如果不说出作者,一些“愤青”大概会认为是汪精卫说的吧?幸亏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为救国变法宁愿血洒菜市口也不出国逃生的壮举已经载入史册。如果说戊戌失败后流亡海外的康、梁都是爱国者,谁敢说宁愿捐躯也不去国的壮士谭复生是“汉奸”?
    谭嗣同为何这样说呢?他显然希望在中国实现“民主”,即他认为孔孟视为理想、而在“西国”已经实现的“仁义”,但他真希望“西国仁义之师”给中国带来这一切吗?当然不是!请听听他的泣血心声:
    天下为君主囊橐中之私产,……其视华人之身家,曾弄具之不若。……吾愿华人,勿复梦梦谬引以为同类也。夫自西人视之,则早歧为二矣。故俄报有云:“华人苦到尽头处者,不下数兆。我当灭其朝而救其民。”凡欧美诸国,无不为是言,皆将籍仗义之美名,阴以渔猎其资产。
    华人不自为之,其祸可胜言哉!(谭嗣同:《仁学》之三十四)
    显然,民族国家的民主是对自己的国民好,但其外交也体现了国民的自私:“籍仗义之美名,阴以渔猎其资产。”谭嗣同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对本国的君主不抱幻想,但也不会幻想让外国人来“解放”我们。然而从“民主国家有利于本国国民,而非有利于外国人”这个事实出发,他得出的结论却与有些人相反。那些人说:既然西方的外交是自私的,那么,他们主张什么我们就反对什么,他们主张民主,我们就要反对民主,他们主张自由,我们就要反对自由。当然我们无法也不想取消他们的民主,虐待他们的国民。那么就让我们以拒绝自己的民主、虐待自己的国民来显示“爱国”,来对抗别国的“自私外交”吧!
    慈禧周围就有这么一些“爱国者”,而谭嗣同这个爱国者的态度正好与他们相反:正因为民主有利于本国人,所以我们中国人才更应该抢先实现民主。否则中国在本国人民心中就缺少凝聚力,在世界上更是一个没有感召力的国家,别人会把我们当“夷狄”看,兵力再强大我们在世界上也抬不起头来。现在列强本来实力就比我们强,如果他们在民主自由问题上再占据了道德优势,中国的处境就更糟了。皇上把我们看得不如“弄具”,从不把我们当“同类”,别的民主国家尊重他们自己的国民,但也不会尊重我们,我们自己再不把自己当人,难道能让他们借口“解放”我们来“阴以渔猎其资产”吗?所以民主这个事,“华人不自为之,其祸可胜言哉”!
    显然,谭嗣同的确是个杰出的爱国者,他的爱国首先就体现在呼吁中国人民自己起来实现政治现代化。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