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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级社会的概念与儒道互补的中国主流文化(1)


    【摘要】将人类社会分成遗传编码的原初社会与人造二级社会后发现,战国前的中国人主要生活在原初社会层次。战国之后秦汉两朝开始建立中央集权制,但仍以村落为基础。如果儒道两家哲学体系代表一种生活方式的话,夏商周三代时就有儒道两家的前驱了,作者推测此时应以前驱道家为主,以前驱儒家与之互补。汉武帝之后,以儒家为主,道家在野而与儒家互补。孔孟思想是基于战国前的社会模式,战国后的社会模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作为官方哲学的儒家主张用原初社会为模板来治理二级社会,本文讨论了这一举措的利弊得失。 
    【关键词】原初社会,二级社会,社会模式,儒道互补 
    司马迁之父司马谈首先将先秦诸子百家汇总成六家,即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名家专门讲名辩,属于逻辑学与认识论的范畴。阴阳家讲阴阳五行,属于自然科学范畴。虽然在历史上,一度把阴阳五行的运转与朝代交替联系起来,这毕竟属于迷信,不能长久。《庄子.天下》论述诸子百家时说,“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道学提倡返朴归真,所以庄子由学科的划分来论述诸子百家,说古时大体全貌的一统道术将为天下裂:“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耳目鼻口的比喻提示不同学科,即古时大体全貌的一统道术分裂为不同学科。阴阳与名家属于不同学科。
    司马谈工作在大一统的天子身边,认为有一个把握一切学科的总体思想,所以他引用易大传的话说,“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司马谈说的是同一学科内的不同学说。儒、墨、法、道四家属于不同学说。墨家在秦汉之后销声匿迹,其博爱精神为佛教所代替,佛教不涉及社会与政治。汉武帝将儒、法杂交成为帝王儒学,汇总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于一体,与在野的道学互补,成为两千余年来中国上层建筑中的主流意识。本文拟从两级社会的概念重新讨论儒道互补影响下的中国历史上的主流文化。 
    (一)  二级社会的多样化 
    可以把所有人类社会分为遗传编码的原初社会与人造的二级社会,成为人类生物世界七层次的一部分。这七个层次为:核酸分子,细胞,组织,器官,人体,原初社会,二级社会。[4]
    原初社会是古代人以面对面交往、平等互惠为原则而建立的社会,大约一百五十人的基本社会单位,有一个没有权威的头人管理。他只能说服众人,没有强迫他人接受的能力。为方便起见,本文称原初社会的管理系统为头人政治。
    原初社会是遗传天性的延伸,是自然社会。二级社会是建立在原初社会之上或人数远大于数百人的社会,二级社会与人类天性无关,是人类文化的创造,因而不稳定,常常需要引入暴力机构,如军队、警察、监狱等,阶级分化也是二级社会稳定的重要支柱。二级社会没有遗传天性的束缚,它的形式任凭人类的创造,故可以多种多样。
    现代社会趋于同一形式,与文化传播与武力征服有关。作者曾从个人心理体验分成六个层次论述道学理论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即生物、社会、文化、智慧、精神、宇宙六层次。这六层次从生物到宇宙的走向,是一个逐渐远离生物特性、摆脱生物束缚的过程。虽然原初社会也有社会、文化、智慧、精神、宇宙诸层次,它们也都是以生物层次为基础而发展的,受生物规律的制约,所以原初社会只有一种。二级社会已经不为生物层次所控制,反而受文化及文化以上层次的影响,而文化与智慧是人类的创造。二级社会如果偏向生物一边,社会就趋向一致,可有社会规律可寻;如果偏向文化、智慧一边,社会就趋向多样化,就很难有什么固定社会规律可寻。现实中的社会介于上两种偏向之间,但由于生物需求目前已得到相对的保证,社会有逐渐有走向多样化的倾向。人们开始由生物需求转向心理方面的需求,也使社会走向多种形式。
    尽管以国家为代表的大型二级社会逐渐趋向均一形式,社会文化还留有较大的区别。只要我们细加分辨,尚可从现存社会中识别出许多不同的二级社会形态,体现了目前社会形式多样化的走向: 
    1)  以满足人类物质需要为基础的社会:这包括人类文明史上的大部分社会。这些社会未必是人类二级社会的主要可能形式,它们普遍流行的原因也不是物质需要在古代难以满足,而是由于控制物质需要是控制大量人口的捷径。物质需要的剥夺可以让人立即面临死亡的威胁,从而使人屈从于权力;也正由于此,社会发展有规律可寻,但未必是将来的主流社会。但我倾向认为,此种社会仍受不同文化的影响,所以东西方在历史上沿不同道路向前演化,虽然可以比较,难以归于一个发展模式。
    (甲) 西方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 奴隶社会又可分为城邦奴隶社会与帝国式的奴隶社会。而西方的社会主义社会自俄国开始传向世界其它地区。
    (乙) 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的帝王体系社会: 中国春秋战国以前的社会近于西方的封建社会,可归为上面西方历史上的封建社会。
    (丙) 印度的种姓制度社会。
    (丁) 酋邦社会:酋邦是介于原初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二级社会,人口多在数万以内,没有警察、监狱、法律等国家建制。
    (戊) 古代无明显阶级分化的二级社会:古印度河流域文明与中国的尧舜禹时代可划归这一类。与酋邦相比,有较高的文明,或有大型工程项目。
    2) 以满足人类精神需要为基础的社会:这包括各种宗教组织,以及其脱离世俗社会的修道院。精神需要也包括艺术追求。原初社会中,精神的追求是个人或少数人的活动,没有严格的组织。现代宗教组织有严格的等级与相应机构,因为没有精神追求并不至于丧命,宗教社会的发展规律与世俗社会截然不同。例如,以物质占有权定义的阶级分化在宗教社会中不明显。据邹昌林先生意见,中国古代系礼文化。[1] 用礼仪制度来建构二级社会完全是可能的。礼仪具有宗教与艺术的双重性质,既可满足人的精神追求,又可形成稳定的社会构架。西周初年可视为这种社会的现实例子。
    3) 各种专业协会与俱乐部可视为以开发周边潜能为基础的社会: 象以某种绘画爱好为基础的俱乐部,他们的绘画可能与众不同,和他们本人的物质生活也没有什么关系,仅仅一种特殊的爱好就可以把人组成人数千人以上的亚社会。
    4)中国古代的官僚与后备文人集团及其它类似社会: 中国古代的官僚与后备文人集团组成一个典型的二级社会,并且有利于滋生个人自由主义思想。现代社会的医院本身是一个小社会,有它自己的组织机构与通信系统。医院既有高度专业化的知识,又于世俗社会中担当不可缺少的功能。其它如学校、工厂、军队都属这一类的社会。
    俱乐部与医院不能脱离世俗社会而独立,宗教组织也不能单独存在。但它们却有独立形成社会的内在力量,也拥有相对的独立。它们对世俗社会的依赖是很少的,只有偶尔的犯罪事件时才用著警察系统。如果条件允许,它们完全有可能成为独立社会。这里只用它们来帮组我们看出二级社会多种形式的可能性:财产与暴力的结合不是社会稳定的唯一来源。
    5) 共产主义村落社会:目前世界上边远地区还有许多原始的部族社会。虽然它们已接受现代社会文化的影响,不再是典型的原初社会,但仍不足称为二级社会,所以不在这里讨论。散在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村落,多是近代文化的产物,应划归二级社会。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生活在加拿大与美国的胡特利特(Hutterites)社会。他们总数有数万人之多,分成大约一百人左右村落单位,没有私有财产,在集体食堂用餐。共产主义村落或为世俗,或为宗教,但以宗教组织的共产主义村落更稳定。与史前的原初社会不同,他们有坚定的信仰系统来抵制现代私有制文化的侵蚀,所以它们更象现代的宗教社会。[2,3] 
    (二) 儒道互补 
    孔子曾向老子请教,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孔子与庄子同传自老子,只是后来发展方向不同。我们也可以把老子看成古代文化集大成者,由他总结提高到哲学高度,概括成一个思想体系,就是《庄子.天下》篇所讲的大体全貌的一统道术。从这个一统道术首先分裂出来的是儒家。此后再分裂出墨家与法家。
    儒道同样以原初社会或近似原初社会的尧舜禹时代作为理想社会。孔子说过很多赞美尧舜禹的话: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孔子还赞赏禹的具体为人,“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论语.泰伯 )
    山西陶寺文化的陶寺城址,被认为是尧和禹的都城平阳。该处挖掘到1300余座坟墓,其中大约百分之一为大型墓,伴有较多陪葬品。我以为,这不足以单靠坟墓的区别就断定阶级分化的存在,根据历史记载,应解释成当时人对他们带头人的爱戴,犹如今天宗教内的高级教职一般。陶寺城址的一千余坟墓中,除百分之一的大型墓与墓主的可能配偶外,其余埋葬形式一律,没有任何陪葬品,似乎不支持阶级分化的结论。真正的阶级分化是以军队与暴力作后盾的,尧舜禹时期可能还未发展到这一阶段。
    《礼记.礼运》讲大同与小康,所谓大同就是原初社会的时代,没有政府,也就是老子所讲无为而治的来源。尧舜禹处在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也近乎古代的无政府,所以孔子提到舜作为儒家无为而治的样板:“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就是说,尧舜禹时代接近无为而治的理想社会,作为中国主流文化的儒家与道家同样推崇古代无政府的无为而治,并引以为后代政府的理想。
    孔子有退一步的小康社会,就是以军队、警察、监狱等建造起来的政府也要最大限度的体现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否则就要为人民所抛弃。农民起义正是在道学均平社会的鼓舞下,用暴力抛弃不合格小康政府。
    孔子也有退隐思想,只是要在小康社会失败之后。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木排)浮于海”(论语.公冶长),“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 泰伯 )。孟子也说,“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告子下) 。儒家政治家一旦退隐在家,就改信道学,以道学的精神全体守神,追求个人的身心健康,也要用大同的最高理想来抨击社会。就像现代社会批评家用均平社会的理想作武器一样。
    单是儒家或道家都不能全面概括中国数千年来的文化,只有儒道互补才代表了中国主流文化的走向。在政府来说,内用黄老而外示儒术;在官僚层次及其后备文人集团来说,在官府遵儒学,回家用道学;在官与民来说,官家讲的是儒家,但广大的农村流行的是道家思想。一个人进入二级社会时,与外人打交道时,要讲儒家,在家庭亲朋圈子里要讲道家的和谐。儒道互补是了解中国社会机构与文化思想的关键。
    以原初社会为模板来治理二级社会是儒家的主张,与道家无关。道家在野,可以高举原初社会的大旗作标准,使儒家社会治理的不足与问题时时可见。就像西方政府的反对党一样,不同是道家在民间,没有在政府内讲话的机会。道家只能通过民意,包括道学影响下的农民起义,实施对政府的影响与牵制。 (柚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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