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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君臣臣”是儒家责任伦理,而非皇权专制之源

蔓延两千多年的中国皇权专制,起于法而非源于儒。 
    历史的诡异在于,孔子以后的皇权社会,的确存在着为我们所诟病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历史事实,这种一味忠君的愚昧逻辑,的确可以从“君为臣纲”中导出。但此纲并不出自原始儒家,而是来自法家。中国皇权统治,外儒内法,法家像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让自己的东西披上儒家的外衣,甚至搞儒法杂糅;兼之后世读书人一概称之为儒生,哪怕他读的是《商君书》。因此,长期以来,我们乃是用后来法家的君臣逻辑来解释孔子而不自知,以致直到今天在君臣关系上孔子还蒙受着不白之冤
    刘军宁先生的《孔子思想中的自由与专制》(4月18日《上海书评》),把孔子思想中的专制一面归咎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作者认为“君臣格局本身就一个专制格局”,“主张人与人之间的君臣关系,就是主张专制”。两千多年的专制社会,“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孔子的君臣之论,“显然是一个清晰的源头”,因而它是“孔子思想中最有害的成分”。
    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误读;直到今天,这种看法依然大行其道。实在应该为孔子这个“最有害”的思想“必也正名乎”了。在我看来,孔子的君君臣臣非但与专制无关,而且它是那么方正地体现了君臣关系中的儒家责任伦理。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齐景公向孔子问政时孔子的回答。父子关系不论,君臣关系的要则是君要君、臣要臣。第二个君与臣是名词动用,它的具体含义是什么,本句无解。因此,我们只能把《论语》看作一个上下文,通过他处孔子关于君臣关系的表述,推断这里的含义。比如,当鲁定公问孔子“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的回答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孔子一生以克己复礼为任,礼是周公创设的制度,至孔子时已经礼崩乐坏。为了恢复旧时礼乐,孔子在君臣对待关系中,强调君使臣,要按照周代礼制的方式;相应地,臣事君,也要忠于自己的职分。这里,忠的对象与其是君主,毋宁是自己的职分。君主以礼使臣,当然要忠于君主,这时,忠于君主就是忠于礼。如果君主并非以礼使臣,臣还是要讲究忠,但这个忠,肯定已经和君主无关了。《论语》中谈忠的地方很多都在忠君之外,“子张问政,子曰:……行之以忠”。这里的忠就是忠于政事的职守。甚至,帮朋友做事,也要讲忠。“为人谋而不忠乎”,便是孔子每天反省的内容之一。
    在周代礼乐制度面前,君与臣有各自的职分。就各诸侯国而言,处于这个等级制最高端的君,待民要仁,待臣要礼,做到这一点,君就像个君了(所谓“君君”)。位于君主之下和庶民之上的臣,对由君所体现的礼制,忠就表现在他能够“事君尽礼”,能够让君待民以仁,做到这一点,臣就像个臣了(所谓“臣臣”)。因此,君君臣臣,不仅是君臣之间的对待关系,也是君与臣这两种身份在相应的礼制位置上所应尽的职分,即责任伦理。
    说到底,在孔子眼里,比君臣关系更重要的是周公创立的礼。出于对礼制的负责,臣在君面前就不是唯唯诺诺,一意顺从(我们以往解释君君臣臣,把臣仅仅理解为臣服,是偏颇的)。这也是孔子对君的态度:“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不要欺骗君主,但要敢于冒犯。这里强调的正是为臣者对制度负责的责任伦理(忠),它具有直指君主的抗争性。此语对以后历代儒生,产生过抗颜直谏的久远影响。在另一场合,孔子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敢于犯上,正是以道事君的方式之一。如果君依然执迷不悟,臣就到了抽身而退的时候了。纵观整个《论语》,凡涉君臣关系处,孔子都是在谈为臣者应恪守的责任伦理,这里没有一丝奴颜,没有一毫婢膝,更谈不上君臣之间就是专制关系。
    历史的诡异在于,孔子以后的皇权社会,的确存在着为我们所诟病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历史事实,这种一味忠君的愚昧逻辑,的确可以从“君为臣纲”中导出。但此纲并不出自原始儒家,而是来自法家。中国皇权统治,外儒内法,法家像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让自己的东西披上儒家的外衣,甚至搞儒法杂糅;兼之后世读书人一概称之为儒生,哪怕他读的是《商君书》。因此,长期以来,我们乃是用后来法家的君臣逻辑来解释孔子而不自知,以致直到今天在君臣关系上孔子还蒙受着不白之冤。
    蔓延两千多年的中国皇权专制,起于法而非源于儒。法家是君主的教唆犯,教唆的内容就是专制。法家早期代表人物商鞅有言:“权者,君之独制也”,此“独制”即专制。君臣关系当然也是皇权专制的构成之一。《商君书》曰:“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时,民乱而不治。是以圣人列贵贱、制爵位、立名号,以别君臣之义也”(《君臣》)。这个“义”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商君书》进而言:“所谓义者,为人臣忠,为人子孝”,接着还有“男女有别”(《画策》),这里,已经可见后来三纲的雏形了。到了以后的《忠孝》篇,商鞅明确地说:“臣之所闻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至此,三纲五常中的五常如果还属于儒,三纲则分明属于法;然而,我们一直囫囵把它当作儒来批。
    具而言,商鞅的君臣关系是这样:“夫所谓明君者,能畜其臣者也;所谓贤臣者,能……戴其君者也。”(《忠孝》)一“畜”一“戴”,君臣关系的面目,已经穷形尽相。虽然,和孔子一样,商鞅也强调为臣之忠,但,忠在孔子那里更多是事道不事君;那么,在商鞅这里,“专心于事主者为忠臣”,或曰“所谓忠臣,不危其君”。由此可见,在君臣关系上,孔子强调的是以道自任的责任伦理,法家宣扬的才是君为臣纲式的服从伦理。开头刘文所列出的君臣关系的情形,是法家思想造就的恶果,几与孔子无涉。须知,秦政治是法家政治,不是儒家政治;如果要打板子,首先应当打向法家。因为,直到今天,依然是法家那一套,不断地危害着我们的社会生活。
    作者:铁镜辑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