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前途与儒教重建（6）
http://www.newdu.com 2024/10/10 12:10:01 当代儒学网 佚名 参加讨论
| 3、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全新挑战 （1） 近代中国的全新挑战 近代中国所遭遇到的危机与挑战，是全方位的、全新的、严峻的，其表现大体有如下三点： 第一，中央王朝面临民族国家的挑战。古代中国的儒教对世界秩序的设计和诉求是天下主义和大同理想的，其途径则是“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就是以文化的优越性和道德的至上性来吸引和同化周边的夷狄蛮貊之国。因此，古代中国基本上是一个文化共同体，而其实力的强大和文化的发达，又基本上保证了儒教这一诉求的总体实现，从而蔚然持续地保持了古代中国的中央王朝的地位。但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对手和敌人，则是船坚炮利的以民族、疆域、边界、利益等要素组建构成的民族国家，它们以虎狼之心，磨牙吮血，侵占掠夺，欲置中国于死地。由此，中国要想生存下来，其前提是必须实现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重建，而这正是老大中国首先的、基本的任务和最严峻的挑战。 第二，农耕文明面临工商文明的挑战。前面曾提到，古代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小农经济的国家，其文明形态，大体上是一农耕文明。小农经济没有积累资本、扩大生产的动力，而且是简单的重复的体力劳动。农耕文明在对抗和同化无根性、流动性的游牧文明时，具有极大的优势，但对于近代西方以积累资本、扩大生产为基本动力，而且对资源掠夺和市场占领有着巨大欲望并以之为基础和前提的工商文明，则显得捉襟见肘，被动不堪。尤其是这种工商文明还处于经济、科技发展的领先地位，并以军事为前导，农耕文明的中国难免陷入尴尬和困境。由此，中国要想生存下来，必须实现从农耕文明向共商文明的转变，而这正是亘古未有、庞大复杂、历时长久的系统工程和根本挑战。 第三，中国文化面临西方文化的挑战。古代中国的中央王朝体系和农耕文明形态，与儒教互为表里，互相支撑，可以说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近代中国的中央王朝体系和农耕文明形态所受到的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挑战，即是儒教所受到的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挑战。而近代西方日益强化的民族国家体系和蒸蒸日上的工商文明形态，其背后也自有一整套的价值观念与思想体系做为支撑。简单地说，其近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是奠基在其宗教的主宰性一神论基础上而引发的宗教争端进而是国家民族争端基础之上的；而其工商文明形态则和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新教伦理”有绝大关系。由此，中国近代的种种危机源，从根源和深层来看，皆源自西方文化的严峻挑战。 （2）近代中国的艰难转型 近代中国面临种种危机和挑战，不能不进行转变，而这种转变是艰难的、长期的、复杂的，其原因大体有如下三点： 第一，历史惯性导致转型艰难。历史悠久、广土众民、文化博大的老大中国，其本身犹如一列在即定轨道上超负荷运载且高速前行的列车，在面对挑战和身陷危机时，突然的变向，只能导致其脱轨与倾覆。因此它的转型，只能是以缓慢渐进的方式进行，而剧烈激进的方式，虽然为近代的中国人所不可避免，但收效却甚微，甚至是适得其反，这就注定了中国近代转型的艰难性。一些人对此感到沮丧，实际上大可不必，因为巨大的列车一旦转型成功，其起飞和运转速度和能量，更是不可忽视的。 第二，路径依赖导致转型艰难。儒教在中国古代，对个人、家庭、社会、国家、世界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军事等等，提供的都是一整套的理念和方案。近代中国人在儒教浸染下日深，已经对儒教的理念和方案，已经形成严重的路径依赖，即应对外来的危机和挑战，不可避免的采取首先采取儒教的理念和方案。在选择新的方案时，又不可避免的带来心理和情感上的痛苦，尤其是会带来分歧与争论。而这种分歧和争论，又导致了转型的艰难性。一些人也为此感到懊恼，实际上大可不必，因为分歧和争论最后催生的毕竟是较合理、较效益的方案与途径。 第三，适应过程导致转型艰难。近代中国转型的长期性和和复杂性，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实现转型更是不可避免的。但即使当大部分中国意识到转型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而进行努力的时候，转型也不是一步就能到位的。因为掌握全新的规则和方式，必然会有一个重新学习、缓慢适应和熟练运用的过程。这种过程，同样带来了近代中国转型的艰难性。一些人也为此感到痛苦，实际上大可不必，因为一旦适应了全新的环境和掌握了全新的方法，就会证明中国人做得不比任何的国家民族差。 （3）大转型影响历史周期 尽管近代中国的转型与变迁异常的复杂、痛苦、艰难，但毕竟是转型了。正是这种转型，改变了中国历史的特色，危及了儒教的生存，并有可能影响与改变中国既有的历史周期与历史规律。 第一，新挑战破坏稳定结构。近代中国转型的成功，首先表现为古代中国的超稳定结构形态遭到严重破坏，即小农经济和家族制度的破坏。自然，不能说这种破坏就是坏的、恶的，相反，这种破坏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传统的超稳定结构遭到破坏之后，中国如何重新建立自己的超稳定结构，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一个没有自己超稳定结构的国家和民族，其无根性可能导致其未来发展的动荡和覆灭，导致其历史的中断。 第二，新挑战危及儒家文化。儒教和小农经济和家族制度紧密联系，又超越小农经济和家族制度。小农经济的崩溃和家族制度的崩盘，无疑抽去儒教现实生存的根基和物质载体，从而使其超越小农经济和家族制度的理念与理想处于游魂无归的悲惨境遇。新的国家形态和文明形态，自然可以寻找新的文化支撑。但是新的价值观念与思想体系，不但造成中国文明在思想信仰层面的转轨与脱节，而且未必就能给其存在提供充足的合法性支持和有效的整合性资源。 第三，新挑战影响历史周期。中国为应对外来危机和挑战，进行了大幅度、大规模的国家民族、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信仰等各层面的转变与转型，全身心地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背景下谋求自己的生存与发展，从而使自己的历史变为世界性的历史，使自己的生存发展与整个世界发展的周期、规律紧密纠缠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历史发展的周期性和规律性不能不受到严重影响，甚至发生改变。如何在诡谲多变的当代世界发展中，即改变自己历史发展周期和历史发展规律中盛衰循环的不合理因素，以保持自己的持续强劲发展，又避免世界发展过程中异数和变数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乃是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宏大的战略运筹。否则，如果既不能避免自己历史发展周期和历史规律中的不合理层面，又受世界动荡和混乱的影响与制肘，或者哪怕仅仅是二者得具其一，中国的历史命运将是十分悲惨的。 附论三：儒教在近代中国的整体性崩溃 近代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和重大危机，可以归结为“国亡、种灭、教崩”三大方面。近代中国人因应挑战和危机的任务，由此可归纳为“保国、保种、保教”，而其结果是，“保国、保种”得以成功，而“保教”则陷于失败。“保教”的失败，集中表现为儒教的衰败和整体性崩溃。对这点，必须作出辨证的分析与说明。 第一，儒教崩溃的必然性。前面曾多次提到，儒家文化和小农经济和家族制度紧密相联系。小农经济和家族制度由于不能有效应对全球化、现代化的挑战，而陷于灭亡，从而使儒教失去其强大的合法性支持和有效性载体，因此其整体性崩溃既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强敌当前，救亡图存为先为要。只要利于救亡和图存的，都是合理的和必要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应该“君子无所不用其极”，包括对儒教的暂时性放置。因此，无须为儒教的崩溃而感叹和悔恨，相反，应该为其脱离开小农经济和家族制度的藩篱而感到高兴。毕竟，其合理超越的层面，还载之于书，存之于人，其游荡漂泊之魂魄，可经过重新阐释而附着于新的社会躯体和物质载体，并有可能重新占据引导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行程的主流地位。 第二，儒教败在其先进性。但是，小农经济和家族制度的崩溃，并不能成为中国人冠冕堂皇抛弃地儒教的理由。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境遇与问题，但人生存、生活、生命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和基本命题却是大体一致的。儒教又是超越小农经济和家族制度的，是一种中国古人5000年来生命、生存、生活智慧的结晶与升华。儒教的衰败与崩溃，从本质上讲，是在于其理念理想的先进性而不是其落后的层面，比如它的天下观念和大同理想，比如它的温和宽容开放的特性，比如它的道德人假定和伦理道德观念，比如它的民本民生思想和王道仁政思想，等等，这些都应是万世不易的法则，是人类社会通达至康庄大衢的必由之路。而这些理念和理想，尽管不能抵抗强权和实力的侵迫与打击，但绝不能说它们没有合法性和合理性，相反倒是暴露了强权原则和实力原则的不合法性和不合理性。儒教的再度复兴，就在于重新挖掘和运用发挥儒教的这些理念理想。 第三，全新探索与生命力。为因应民族危亡的挑战，近代中国人在当时认识能力所允许的情况下，吸收借鉴和发挥运用西方的各种样式的主义思潮和文化信仰，中国成了西方文化的实验地和跑马场。最终导致儒教怀抱崇高的理念理想而抱恨退出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场域。但是，后人绝不应一味去抱怨和指责当时的人们对儒教的抛弃，这是时势使之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相反，后人应该感谢前人的探索与努力，正是他们极大地彰显了中华民族蓬勃的生命力和顽强的生存的能力，并最终拯救了中国。历史是没有理由审判胜利者的。 第四，文化决定论之批判。不能审判历史的胜利者，并不等于不能反思地批判这段历史，以吸取经验教训，以为后车之鉴。在国家与民族陷入危难的时候，近代中国人的兴奋点就逐渐转移到文化上来，最后导致把中国的落后危亡，完全归咎和推卸于儒教，从而形成了一种“传统/现代”、“刺激/挑战”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而其失误在于，其一，他们忘记了“豺狼来了有猎枪”，以直报怨、以暴抗暴才是最根本、最有效、最直接的途径；其二，当他们知道了这种途径时，又忘记了他们的自强不息、艰苦抗争的内在精神正是来源于历史文化的支撑与形塑；其三，他们也忘记了“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把国家民族的存亡兴衰完全归咎于或寄希望于文化的改进和革命，是一种文化决定论的态度。指出这点，意在表明人是历史积极主动的主体，不是文化要拯救人，而是人要拯救文化。承继自己民族本有的文化，对其进行合理的创造和转换，既保持历史的连贯性，又适应新的挑战和发展，这才是对待历史文化的正确态度。这也应该是中国人今后所应采取的对待儒教的态度。 基本结论：体制化儒教衰败，但儒教精神未死。近代中国“保国保种”的成功，是以抛弃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信仰亦即儒教为代价的，这是一个巨大的遗憾。“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对俱往矣之事情，无须再悔恨和感叹。关键是，儒教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和崇高理想，以及其作为一整套安邦定国的方案与策略，在摆脱了历史局限和时代束缚之后，今人如何因应现实的需要和挑战，将其合理转化转生，为中国的发展和强大奠定坚实的精神平台和理论支撑，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本文之全部立意，皆基于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