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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前途与儒教重建(2)

一、中国的历史发展与儒教 
    (一)中国历史发展的特色与儒教
    1、中国历史具有连续性
    从时间维度或纵向发展来看,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中国历史的最大特色就在于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即中国历史上的发展连续一贯而不曾破裂中断。这一特点使中国与世界上其他的文明古国明显区别开来。世界上其他的文明古国,如古埃及、古希腊、古印度、古巴比伦,都先后灭亡或消失了。而中国则有上下五千年(公元前3000年,公元后2000年)的文明史,其历史、文化、民族,都不曾破裂中断和衰亡灭绝,而是历久弥新,愈挫弥坚,表现出中国人高超的生存智慧和顽强的生命力。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全面侵华,占据中国大半江山,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但中国依然艰难地度过了危险时期,顽强地站立起来,实现了国家和民族的重建。中国历史连续性的特点表明:无论人类如何发展,无论世界如何混乱,中国都将继续生存下去,延续下去;中国的灭亡和中国文明的中断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想象的。
    2、中国社会具有积聚性
    从空间维度和横向发展来看,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中国历史的又一大特色是中国社会的积聚性,即中国的疆域不断扩大、民族不断融合、人口不断增加。在公元前后,中国就已经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有效管理的政治单元和独具特色的文化单元。此后,其疆域虽然多少有变动,但其民族融合和人口增加却一直是持续不断,逐渐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国家,并在自己的疆域范围之内,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伟大文明。尽管其历史上也有少量的民族纷争、短暂的国家分裂以及剧烈的社会动荡,但中国都大体保持和最终实现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表现出强大的凝聚力和旺盛的生命力。中国社会积聚性的特点表明:无论中国有什么样的内忧外患,中国都不可能分裂,特别是不可能长期分裂,而是必将会融合与统一;中国社会和文明也不可能停滞不前,更不可能萎缩变小,而是会继续发展与壮大。 
    3、中国文化具有一统性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内在的、根本的标志。中国文化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其一统多元性。一统性,即中国文化一直以儒家文化为主导、主体和主流,尽管儒家文化在历史上自身也有兴衰,内部也有不同派别,但从总体上看,儒家文化都为古代的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精神世界和意义世界;多元性,即在儒家文化占据主导、主体、主流地位的同时,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其他类别的文化,藏族文化、回族文化等少数民族的文化,齐鲁文化、江浙文化等小型地理单元的文化,也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表现出独具特色的风格。中国文化的一统性,表明儒家文化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息息相关、通融一体的,因而中国的发展离开儒家文化也是不可能的;中国文化的多元性则表明了中国文化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因而中国文化也是可以进行创造与转换的。
    附论一:中国历史发展的特色与儒教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是儒家学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也就是说,在孔子前后中国文明各有2500年。但这并不等于说儒家学派在中国只有2500年的历史。中国人称赞孔子时常说:“法备于三王,道著于孔子。”意思是说,在孔子之前的中国,尤其是在夏、商、周三代,儒家的典章制度和理念理想等已经比较完备定型,而孔子不但继承了这些典章制度和理念理想,而且给予其合理的解释与系统的说明,从而在义理和学问上奠定了后来儒学的基础。因此,尽管中国人尊2500年前的孔子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但儒家文化却是与五千年中国文明史相始终的。
    在中国历史上,儒家(信奉儒学的人,侧重情怀关怀)、儒学(儒家的学问,侧重理念理想)、儒教(儒家的事业,侧重社会实践)是三位一体、不可分割的,共同承担与发挥着培养教育个人、引导规范社会、组织调控政治、牵引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责任与功能。古代的中国人从来没有出现过儒家、儒学、儒教是不是宗教的疑问。因为儒家、儒学、儒教的力量一直非常强大,人们很难去选择另外的一种信仰和文化作为替代性方案。或者说,在中国历史的若干阶段中,人们也不是没有试图偏离甚至是背离过儒家文化,但最终又都回归于儒家文化。
    但当近代以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发生碰撞之后,西方人和一部分中国人,提出了儒教是不是宗教的问题。他们认为,儒教没有超越的、主宰的、人格化的神,没有“圣经”、“神諭”、“天启”、“神启”,没有“创世纪”、“世界末日”、“赎罪”、“拯救”,也没有教皇、教士、教阶、教堂,等等,因而儒教根本就不是宗教。这些人尽管振振有辞,但结论却十分滑稽可笑。正如,西方人使用刀叉作为餐具,但不能说中国人使用的筷子就不是餐具一样。完全拿西方文化的模式,特别是基督教的模式来评判儒教,这种方法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应该说,基督教有基督教的模式,儒教有儒教的模式;儒教是不同于基督教模式的宗教模式,有着自己的特色。在儒家人士看来,儒教不但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宗教的功能,而且在本质上还具有超越西方宗教的优越性。 
    儒教的第一大特色在于儒教是“人文教”。中国文化一开端,就包含有相当多的理性成分在内,特别是在孔子删述整理六经和创建儒家学派之后,中国文化就一直为浓厚的人文氛围所笼罩。儒教不信仰超越的、主宰的、人格化的神,而是认为人是世界和历史的主人,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不是神的手中。因此儒教的根本主张是尊重人、爱护人、培养人,或者说人的价值和尊严是儒教最根本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儒教是“人文教”,并不等于儒教没有超越性和神圣性,而是说儒教不把超越的对象定位为神,而是定位为自然(外在超越)和道德(内在超越,下面讨论)。儒教认为人是“天地”即自然宇宙(含人类社会)所生的,而自然宇宙又有着自己固定的秩序和法则;这一秩序和法则具有权威性和神圣性,人只能遵从和适应这一秩序和法则,而不能破坏和违背它们,否则就会遭到惩罚。儒教把自然宇宙称为是“天”,把自然宇宙的秩序和法则称为是“天命”,认为人应该畏惧“天”,服从“天命”。
    儒教的第二大特色在于儒教是“道德教”。儒教之所以张扬人文精神,尊重人的价值,是因为儒教认为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宝贵,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不是因为人有理性、有智慧,而是因为人有道德。古代的中国人称赞孔子时又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意思是,孔子确立了道德至高无上的地位,从而使道德犹如一盏明灯,光照着人世间,使人类脱离了野蛮和蒙昧。道德的第一要义是自己首先要有道德,要克制自己的欲望和培养自己健全的人格。道德的第二要义是爱他人,即孔子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儒教的道德,不仅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而且也是处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乃至人与自然关系的准则,这被称为是“一体之仁,一心之转”。一个人如果具有了高尚的道德情操,能善待人世间的一切,就能不仅仅是畏惧“天”,而且会上达上知“天命”,从而实现自己的道德上的“内在超越”,成为一个“仁者”、“君子”乃至“圣人”。
    儒教的第三大特色在于儒教是“教化教”。儒教最大的理想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道德高尚的“仁者”、“君子”乃至“圣人”,而且认为人的内心深处都有崇尚道德的动机和成为“仁者”、“君子”乃至“圣人”的可能。但大多数人的内心常为欲望所遮蔽,因而需要开导和教育。儒教把这种工作称为是“化成天下”,即“教化天下”。“天下”是一个在空间或社会横向结构上的合理和谐的秩序的观念。“化成天下”的理想是世界和人类“共进大同”。“大同”是对未来人类美好世界秩序的设计。孔子被称为是“万世师表”、“至圣先师”,即中国古代的君主、官员和知识分子,都必须接受儒家的教育和遵从儒家的理念。通过君主、官员和知识分子,儒教把自己的理念向社会输送传播,并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社会等层面建立了一系列的教化教育组织系统和典章制度礼仪规范。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儒教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与整个社会合为一体。个人的生老病死与国家的兴衰存亡,都离不开儒教。
    儒教在本质上超越西方宗教的优越性主要表现为两点:第一,因为儒教并不信仰超越的、主宰的、人格化的神,所以她不会和其他宗教存在神的争端,不会把不信仰儒教的宗教视为异端,因而具有很大的宽容性和温和性。因此,即使在儒教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中国的信仰和民俗,也是多元化的。儒教的这种宽容性和温和性,保证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从而保证了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和中国社会的积聚性。第二,儒教与政治是高度合一的,在中国历史上从来不存在“上帝的事情归上帝管,恺撒的事情归恺撒管”的政教分离的分歧与争论。儒教成功地、高度地统合着中国古代社会,同样保证了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和中国社会的积聚性。
    基本结论:儒教是古代中国的立国之本。通过上述对中国发展历史特色的描述和中国历史上儒教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基本结论:儒教是中国人的根,是中华民族的魂,是古代中国的立国之本。它是中国古人生活经验和生存智慧的结晶与升华,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和理想信念,是保证中国社会发展的文化规范与礼仪制度,是牵引和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根本目的。中国人常为自己的国家有五千年的文明而感到自豪,同样也应该为自己的民族有着伟大的儒教而感到光荣。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