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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性恶论”重析——从情的角度(2)


    二、荀子之“情”:情恶论
    既然荀子认为“性”是人之生理本然,本无善恶,为什么后人又将荀子心性思想定位为“性恶”论呢?这还得从荀子思想体系中的另一重要范畴“情”说起。①
    “情”是先秦儒家思想体系重要范畴之一,只是在原先先秦儒家研究强调超越性的背景下,经验性的“情”一直处于遮蔽的境遇中。但随着中国哲学研究的深入,特别是上个世纪末出土文献的发掘,使“情”露出研究的水面,这为先秦儒家研究扣开了一个新的路径。先秦儒家,讲孝倡悌,这说明先秦儒家洋溢着“情”的温馨,蒙培元甚至评介先秦儒家为一情感哲学。具体就“情”字本身而言,先秦“情”的基本涵义是“情实”,但就先秦儒家而言,“情实”无乃不渗透着“情感”的意象,郭店楚简《性自命出》如是表达其“情”观:“凡人情为可悦也。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不以其情,虽难不贵。”这表明“情”是人之为人的可贵处、可亲处,人当率“情”而发,直“情”而行。孟子则是先秦儒家之情感哲学的典型表征。孟子思想的基点是“性善论”,而其“性善论”是就人之最本然之情——“恻隐之心”而言。作为先秦儒家的殿军荀子却反儒家“情”之流而行,不再就情感而言“情”。在荀子的心目中,“情实”不再渗透着“情感”的意象,“情实”是就人之本然、实然而言,人之本然、实然就是人之生理本能,从而 “情”与人之实然本身——生理本能的“性”勾联在一起。
    “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欲者,情之应。”(《荀子·正名》) “性”是就天质本然而言,“情”是就性之质地而言,“欲”是就“情”触境而产生的感应而言。我们可以这样形容“性”、“情”、“欲”的关系:“性”是人之生理本能,只要人欲生存,生理本能就不会拘局于人之体内,其会不断向外触发,指涉于物,以求得满足。这就是说,树欲静而风不止,“性”不会静寂默然,而会汩汩不断向外流淌,流而淌之,汇而为溪则为“欲”。生理本能汩汩不断向外流淌的趋势、倾势就是“情”。“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荀子·正名》)“性”向外流淌就是好、恶、喜、怒、哀、乐,就是“情”。好、恶、喜、怒、哀、乐非一具体实象,而是一趋势、一意向,在此意义上,“情”是“性”向外的倾向性。“情”之触境,落实于物就是“欲”。作为生理本然,“性”是内在,为未发,“欲”是外在,为已发,而“情”联络内在于外在,沟通未发与已发。也许,这样一个比喻能表达性、情、欲的关系:“性”是山中之泉,泉水汇而溪,“欲”则为溪中之水,而“情”是泉水之流淌性。可见,在“性”、“情”、“欲”三者关系中,“情”居于枢纽地位。这样言说性、情、欲大致不错,作为生理本然是“性”,其未发作为生理本然而在,发而为欲,“性”之外倾性就是“情”。
    作为生理本然的“性”有三重性,内在本然性,外倾性,发而为欲性。在这“性”的三重性中,于内在本然性,发而为欲性,荀子只是作为客观描述,并没有作价值评判。而于“性”之外倾性,荀子并没有仅仅作客观描述,这充分说明荀子之“性”乃着意于此。换言之,荀子之“性”的本质性特征不在其内涵——生理本然,而在于其外倾性,即荀子不是从“性”之内涵——生理本然,而是从“性”之特征——外倾性来界定“性”。换言之,在荀子看来,“性”之内涵——生理本然不足以体现“性”之本质,而其特征——外倾性则能充分体现“性”之本质。
    “性” 之外倾性就是“情”,因此,荀子大多“性”、“情”并用,性”、“情”是同一层面的词,甚至以“情”代“性”。“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荀子·性恶》)。“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荀子·性恶》)如前所言,“性”本是中性的,不可加以价值判断,而于“情”,荀子却直接予以价值判断,言之为恶。荀子借尧、舜之口表达了“情恶”论:“尧问于舜曰:‘人情如何’舜对曰:‘人情甚不美,有何问焉?妻子具而孝衰于亲,嗜欲得而信衰于友,爵禄盈而忠衰于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其不美,又何问焉?’唯贤者为不然?”(《荀子·性恶》)人之“情”甚不美、为恶的原因何在?“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的下文透出几许信息: “以所欲为可得而求之,情所不能免也。”((《荀子·性恶》)如前所言,“情“的特点是外倾性,作为生理本然的“性”不断向外倾注,以求得生理本然之欲望的满足。人之生理本然的满足是人之生存的基点,无所谓善恶,但一旦超越人之本能需求,而溢为淫逸,耽于奢靡则流为恶。 
    “情”如“性”一般,计较名利,贪得无厌。但“情”还是有别于“性”。(《荀子·荣辱》这样描述“情”的特征:“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为圣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荀子·王霸》更直接如是表述“情”:“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声,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綦”,极也,这就是说发而为欲的“情”永无止境,永不满足,求欲之极。这就是说,“性”只是生理本然,其有所止境;而“情”欲竭其欲,因此往往超越了生理本然,欲极其欲,即无所止境。永无止境,永不满足,求欲之极点,往往超越人之合理的生理机能要求,则生理机能就演变为贪婪、淫肆。《荀子·荣辱》如是云:“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作为生理本然的“性”发而为“情”,浸渍于“情”之中而不知节制,由此纵欲而为淫,此就为恶。这就是说,“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 是人之本性所然,是质朴的,故无善无恶。但“性:发而为欲,顺情纵欲而情炽,“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此已超出了人之本性所然的范围,则为恶。正是“情”之纵欲而不知节的意义上,荀子言“情”为恶。就个人而言,放情纵欲则为小人,节情敛欲则为君子:“故欲养其欲而纵其情,……如此者,虽封侯称君,其与夫盗无以异。”(《荀子·正名》)就国家而言,骄奢淫逸则国乱,兢慎简约则国安:“故治乱在于心之所可,亡于心之欲。”(《荀子·正名》)
    可见,“性”之为善为恶与否,不在于“性”之本身,而在于是先天的顺“性”而发,还是后天的逆“情”而化。“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荀子·性恶》)于此,徐复观先生敏锐地觉察到“性”善恶之问题全出在“顺是”两个字上。[3](p209)
    既然是“情”恶,而非“性”恶,一向以逻辑著称的荀子为何不直言“情恶”,而曲折言“性恶”?荀子言“性恶”也非妄加断言,其因有二。其一,如前所言,荀子所言之“性”不是就其内涵而言,而在就其特征外倾性“情”而言,外倾向性之“情”为恶,“性”也就是恶。其二,荀子言“性恶”,孟子言“性善”,表面为截然迥异,实殊途同归,归于“善”。只是孟子主张由“善端”扩而充之为“善”,荀子提倡矫饰本然之性,化性其伪,而为“善”。相对于后天之伪,荀子言“善”。所以,《荀子》所言“性恶”多与“伪”相对而言。故于《荀子·性恶》中,荀子一再重申:“人性本恶,其善者伪也。”这就是说相对于后天礼仪教化之善,先天之生理本然是恶。
    三、由恶而善:逆“情”而化②
    顺“情”而发是人之本然,是无待而然的,逆“情”而化则需人之主观能动性,以克服人之本性所然。其实,不论是“性善”,还是“性恶”,孟子与荀子殊途同归,归于善,以善来界定人之为人。与孟子将人之为人归于“善端”相比,荀子将人之为人诉诸“辨”。“故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荀子·非相》)“辨”,辨别也,辨别别还待于心之分辨、抉择。首先,心之分辨、抉择的内容非客观外物,而是人伦义理。这就是说,面对世间,荀子不是随任的态度,而是分辨美丑,区别善恶,抉其美,择其善,从而亲其所亲,别其所别。在此分辨、抉择的过程中,“心”是机枢,是关键。因此,荀子将人之为人归之于“心”。这就是说,“心”体现了人的主体性、能动性。《荀子·解蔽》如是阐释“心”之主体性、能动性:“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夺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诎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
    “心”体现了人之主体性、能动性。而“心”之主体性、能动性的意义何在?这可从荀子关于形、心关系的论述中得到体现:“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荀子·天论》)可见,荀子将人区划为两个部分,一是人之形体,一是人之心灵。人之形体,与五官相系,即与欲相互勾联;人之心灵,存之于内,即与人之神明相即。人之五官形体,荀子谓之“天官”;人之心灵,荀子谓之“天君”。“天官”虽能接触外物,但常系于外物,并无主动性,故五官之“天官”之运行还有待“天君”之主宰。换言之,若随顺五官之“天官”发展,人之生理本能自然流动则为欲,欲而不节制则为恶,而“心”的意义和作用就在于能节制、安顿欲望以趋于善,起到道德主体的作用。《荀子·儒效》云:“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情。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这就是说,“性”发而为“情”,“情”动后,“心”当为之谋思,以免流为恶。依久保爱依宋本补《荀子·正名》云:“天性所欲,心为之制节。” [1](p5711)此句充分了体现了“心”对于据于性之欲的节制、安顿作用。“心”充分体现了人之主体性、主动性。要言之,荀子以生理本然之性为其思想基点,故众生生于欲望之流中,很易于流于恶;而众生能出污泥而不染的原因就在于“心”,“心”挺立了人之主体性、主动性。面对物欲之诱,“心”如指南针,贞定了人生之方向,完善众生之人格,由此逆“情”而化,优入圣域。在“心”的主导下,逆“情”而化,优入圣域,有两种方式,一是隐形的积,一是显形的学。所谓的隐形的积是指习于俗,于习俗中潜移默化地迁善。“习俗移志,安久移质,并一而不二,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荀子·儒效》)所谓显形的学是指主体主动地操存涵养,于“善假于物”中完善自己的人格。“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荀子·劝学》)(作者:马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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