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教的形成（1）
http://www.newdu.com 2024/10/10 07:10:46 中国社会科学 佚名 参加讨论
| 中国哲学史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长、发展的，中国社会历史的特点，决定了中国哲学史的 面貌和性质，正像欧洲的社会历史决定欧洲哲学史的面貌和性质一样。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绝大部分是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国哲学史的发展主要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进行的。研究中国哲学史，如果把中国封建社会的哲学史研究清楚了，找到它的基本规律，中国哲学史的主要任务也接近完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有哪些特点，大家的意见还不一致，剔除其分歧的部分，总还有些基本上被人们公认的部分。简略地说，中国的封建社会历史约有以下几个特点： (1)中国封建社会维持的时间长久而稳定； (2)封建宗法制度发展得比较完备； (3)中央集权下的多民族的大一统国家结构形成得早，分裂不能持久； (4)农民起义次数多，规模大； (5)在中国的封建制度下，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 如果把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阶段再进一步划分，可以分为以下的六个时期：(1)分散割据的封建诸侯统治时期(春秋战国到秦统一前)；(2)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时期(秦汉)；(3)门阀士族封建专制时期(魏晋南北朝)；(4)统一的封建国家重建、兴盛与地方割据时期(隋唐五代)；(5)封建国家中央集权制完备与社会停滞时期(宋元明)；(6)封建社会僵化没落时期(清)。以上六个时期，隋唐以前封建社会在发展、在前进，宋元明以后封建社会制度则开始停滞以至僵化。在上述经济、政治形势变动的同时，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思想体系也相应地发生着变化。 封建社会的上述历史特点和历史过程，造成了以儒教为中心的封建意识形态，这种同封建宗法制度和君主专制的统一政权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对劳动人民起着极大的麻醉欺骗作用，因而它有效地稳定着封建社会秩序。为了使儒家更好地发挥巩固封建经济和政治制度的作用，历代封建统治者及其思想家们不断地对它加工改造，逐渐使它完备细密，并在一个很长时间内，进行了儒学的造神活动：把孔子偶像化，把儒家经典神圣化，又吸收佛教、道教的思想，将儒家搞成了神学。这种神学化了的儒家，把政治、哲学和伦理三者融合为一体，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儒教体系，一直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于巩固封建制度和延长其寿命，起了十分巨大的作用。 春秋时期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本来就是直接继承了殷周奴隶制时期的天命神学和祖宗崇拜的宗教思想发展而来的，这种学说的核心就是强调尊尊、亲亲，维护君父的绝对统治地位，巩固专制宗法的等级制度。所以这种学说稍加改造就可以适应封建统治者的需要，本身就具有再进一步发展成为宗教的可能。但是在先秦它还不是宗教，只是作为一种政治伦理学说与其他各家进行争鸣。由儒学发展为儒教是伴随着封建统一大帝国的建立和巩固逐渐进行的，曾经历了千余年的过程。孔子的学说共经历了两次大的改造。第一次改造在汉代，它是由汉武帝支持，由董仲舒推行的，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措施。汉代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封建宗法专制国家需要一套在意识形态上和它紧密配合的宗教、哲学体系。孔子被推到了前台，董仲舒、《白虎通》借孔子的口，宣传适合汉代统治者要求的宗教思想。第二次改造在宋代，宋统治者集团利用机会从唐末五代分散割据的混乱局面中捞到了政权。他们鉴于前朝覆亡的教训，把政治、军事、财政、用人的权力全部集中在中央。宋朝对外宁可退让，对内则强化中央集权的封建宗法专制制度；思想文化领域里也要有与它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相配合。汉唐与宋明都是中央集权的封建宗法专制制度的国家，但中央权力却是越来越集中，思想文化方面的统治方法也越来越周密。为了适应宋朝统治者的需要，产生了宋明理学，即儒教。儒家的第二次改造，虽说完成于宋代，追溯上去，可以上溯到唐代。韩愈推崇《大学》，用儒家的道统对抗佛教的法统。李翱用《中庸》来对抗佛教的宗教神秘主义。到宋代朱熹则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定为“四书”，用一生精力为它作注解。朱熹的《四书集注》被宋以后的历代封建统治者，定为全国通用的教科书。“四书”从十三经中突出出来，受到特殊的重视。 下面，我们就从汉代起回溯这个历史过程。 封建大一统的局面形成之后，必然要求与它相适应的哲学作为指导思想。秦王朝不加掩饰地实行严刑峻法，结果很快覆亡了。贾谊《过秦论》就总结了这一教训。汉初的黄老之术，虽有一时的作用，也不是封建国家长治久安之策。统一的封建帝国需要这样一种思想体系：它能够用统一的神权来维护至上的君权，它能够用祖先崇拜来巩固宗法等级制度，它又能够用仁义道德的说教来掩饰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为了寻求合适的思想体系，西汉王朝探索了六七十年之久，终于选中儒家，出现了儒家的代表人物董仲舒。董仲舒为了巩固政治的统一，主张思想统一，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董仲舒起，孔子被抬上了宗教教主的地位。春秋时期的孔子是一位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和儒家学术团体的领袖，但常常被嘲弄、被冷遇；汉代的孔子就成了儒教的庄严、神圣的教主，他被塑造成神，成了永恒真理的化身。汉代封建统治者希望人民去做的许多事，都假借孔子的名义来推广，封建宗法制度进一步得到巩固、加强。“三纲”说在荀子、韩非的著作中已开始提出，但那时只是一家之言，表达一种政治伦理思想。汉代董仲舒以后，通过政府把它推广到社会生活中去。东汉的地方察举制度曾规定了许多道德品目，如“孝廉”，既是一种道德品质，同时又是一种做官进仕的条件。儒家的封建伦理和社会政治的制度结合得更紧了。西汉和东汉统治者为了巩固中央集权，他们使王权与神权进一步合流，为王权神授制造理论根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他们把神权限制在王权之下，而不允许平起平坐，更不用说神权凌驾王权之上了。 中国封建统治者，由于和农民起义打交道的经验多，日益感到利用宗教化的儒学来麻痹人民的反抗意志十分必要。因此，汉代开始采用儒家的经典来为他们的政治、法律的措施作说明。汉武帝时，张汤决狱，要从《春秋》中找根据(其实是捕风捉影，与《春秋》没有关系)。东汉以皇帝名义召开的白虎观的会议，更是用政权来推行神权、用神权维护政权的典型例子。这时的儒家的面貌已经不同于先秦的儒家，孔子地位被抬高了。 汉代的儒家，先按照地上王国的模特儿塑造了天上王国，然后又假借天上王国的神意来对地上王国的一切活动发指示。这就是汉代从董仲舒到白虎观会议的神学目的论的实质。天为阳、为君、为父、为夫，地为阴、为臣、为子、为妇。天地自然界的秩序被说成像地上汉王朝那样的社会秩序。自然界也被赋予封建伦理道德的属性。虽然没有西方上帝造人类那样的创世说，但也有类似的地方。儒家定于一尊，儒家的经典成为宗教、哲学、政治、法律、道德、社会生活、家庭生活以及风俗习惯的理论依据。哲学虽不像欧洲中世纪那样都成为神学的婢女，但成了六经的脚注，非圣等于犯法。所谓圣人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等儒家所崇拜的偶像。 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动摇了汉王朝的政治统治基础。王权与神权紧密配合的汉王朝崩溃，代之而起的是分散割据的地方封建势力。政治上出现了三国分立的局面。三国时，商业交换基本停止，不再铸造货币，出现了更典型的自然经济。以王权、神权相结合的儒家正统思想——神学目的论也受到了致命的冲击。这时出现了魏晋玄学，在民间和社会上层相继发展了佛教、道教。这时，我国北方、南方少数民族也纷纷武装起义来反抗汉族的政治压迫。他们的领袖人物中有的是被卖的奴隶，后来起义成功，建立了王朝如以刘聪、石勒等人(《晋书》卷一二及卷一四)为代表的北方少数民族的起义。。在思想领域，他们首先冲击的是儒家内中华而外夷狄的思想。少数民族统治者信奉佛教。汉族群众信奉佛教和道教。五斗米道、太平道在农民中间广泛流行。 由于中国广大地区已具有高度的封建经济、政治和文化，少数民族掌握政权后，由奴隶制社会很快被带进了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的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也很快被他们接受。具有中国特点的封建宗法专制主义也还得被重视。因为这一套统治人民的经验行之有效，而这一套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在儒家有深远传统。当然，起决定作用的是中国封建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是与中国封建社会相终始的，“三纲”、“五常”被儒家说成是万世不变的规范。说“万世不变”，这是古人的局限性，因为古人不知道封建社会以外还有其他生产方式。仅就中国的社会情况而论，说它是封建社会“万世不变”的秩序也未尝不可。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道教广泛流行，儒家失去独尊的地位，但统治者并未抛弃它，它仍然是封建思想的正统。梁武帝崇奉佛教，但梁武帝的《敕答臣下神灭论》的主导思想仍是儒教而不是佛教。当时的统治者用佛、道作为儒教的补充，三者并用或交替使用。三教之间有斗争，有妥协，也互相吸收。既然封建宗法制度未变，维护封建宗法制度的伦理纲常就不会被抛弃，“三纲”、“五常”的秩序非维持不可。因此，佛教、道教也要适应封建宗法制度的要求，才能得到地主阶级的支持。佛教五戒十善，采用的善恶道德标准仍然不能超出三纲五常的规定范围，违反了就是十恶不赦。封建地主以造反为罪大恶极，佛教也认为无君无父是构成入地狱的罪行。难怪宋文帝发自肺腑地说，佛教虽主张出世，但有助于王化。宋文帝：“若使率土之滨，皆敦此化，则朕坐致太平矣，夫复何事?”。(《广弘明集·宋文帝集朝宰论佛教》)魏晋玄学否定了神学目的论，但未对儒家的封建宗法制度、三纲五常触动一根毫毛。当时名教与自然的争论，反映了玄学家们如何对待三纲五常的根本态度。不论哪一派，都不敢说不要名教。玄学最大的代表人物之一如王弼，还是认为孔子比老子高明。裴徽问弼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也，然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者何?”王弼回答说：“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何劭《王弼传》引)农民不是先进的生产关系的体现者。农民的思想随着生产资料、政治权力的被剥夺，也被迫接受统治阶级的王权神授、天命决定论，也被封建宗法制度所束缚。“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2页) 虽然政治上南北处于分裂状态，中国历史这一时期在某些方面仍有所发展。北方和南方在各自的统治范围内有相对安定的政治局面，于是北方和南方各民族在经济、文化的交流中有了进一步的融合。许多落后的氏族部落和奴隶制初期的民族，由于同汉族不断交往，相互了解、通婚、学习，很快赶上来，进入封建社会，这就给以后隋唐建立的多民族繁荣昌盛的封建统一王朝准备了条件。 隋唐时期由于封建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发展，对世界经济文化交流有过贡献。南北朝时期分裂割据的影响逐步泯除。佛教结束了南北朝各宗派长期分裂的局面，形成了统一的各宗各派；道教也混合南北，形成了统一的唐代道教。佛教、道教各自发展自己的寺院经济并建立宗派传法世系。儒家的经学也兼采南北经学流派，形成具有唐代特点的经学。儒、释、道三家鼎立，都得到封建王朝的大力支持。唐大足元年(公元701年)，武则天当政时，已明白宣示，三教有共同的任务，并令人撰写《三教珠英》。(《唐会要》卷三六)三家学说有异，服务的对象却是一家。文宗诞日，召秘书监白居易，安国寺沙门义林，上清宫道士杨弘元入麟德殿内道场谈论三教。居易对语中有谓“儒门释教虽名数则有异同，约义立宗，彼此亦无差别，所谓同出而异名，殊途而同归者也。”(《白氏长庆集》卷六七)朝廷遇有大典，经常让三教中的代表人物在殿上公开宣讲。儒家讲儒家的经典，佛教、道教也各自讲各自的经典，时称儒、释、道三教。儒、释、道所讲论的内容，也逐渐由互相诋毁而变得互相补充。政府命令禁止道教攻击佛教和佛教攻击道教的文字宣传。唐初朝廷举行公开仪式中，有时规定佛教徒在先，有时规定道教徒在先，中唐以后规定齐行并进，不分先后。儒家对佛、道有所攻击，主要说他们不生产、不当兵、不纳税、不负担政府的义务、不符合中国传统的风俗习惯等等。但儒家在哲学观点上，则大量吸收佛、道的东西。 久为人们熟悉的宋代理学的开创者周敦颐的代表著作是他的《太极图说》和《通书》。周敦颐的学术渊源，来自道士(陈抟——种放——穆修——周敦颐)，他们的传授关系是有案可查的。维护周敦颐的朱熹一派，极力否认周氏与道教的关系，给以新的解释；也有一派如陆九渊弟兄，认为“无极”之说源出老子(道教)，为了维护儒家的正统，他们提出这不是周氏的主张，不然就是他早年思想体系不成熟的作品。又据记载，周敦颐与僧寿涯也有学术上的交往。僧寿涯赠诗有：“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凋。”宋代的朱熹与道教的牵连更深，对道教的经典《阴符经》、《参同契》曾大力钻研。儒道合流的代表人物，由北宋上溯，如唐朝司马承祯，由此再上推，到南朝的陶弘景，北朝的寇谦之，都是结合封建伦理学说来宣传道教的。宋以后的道教更是公开宣扬三教合一，如假托吕洞宾的名义的一些宋明道教著作，都在宣扬忠孝仁义等封建宗法世俗观点。 儒佛互相渗透的情形更普遍，如唐代的柳宗元、刘禹锡、梁肃、白居易，这是人所共知的。过去人们对柳宗元、刘禹锡以唯物主义而信佛，觉得不好理解，有的哲学史工作者出于爱护唯物主义哲学家的感情，对这个现象也进行过解释，对他们的信佛表示遗憾。宋代的唯物主义者王安石，同时又是佛教的信奉者，晚年还舍宅为寺。这些唯物主义者都受儒教的熏陶，并且认为儒佛并不矛盾，可以相通。柳宗元：“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然，不与孔子异道。”(《柳河东集》卷二五)以佛教徒和尚而公开主张儒教的，如宋代的孤山智圆，自号“中庸子”，他自称： 中庸子智圆名也，无外字也，既学西圣 之教，故姓则随乎师也。尝砥砺言行以庶乎中庸，虑造次颠沛忽忘之，因以中庸自号，故人亦从而称之。或曰：“中庸之义其出于儒家者流，子浮图子也，安剽窃而称之耶?”对曰：“夫儒释者言异而理贯也，莫不化民俾迁善远恶也。儒者饰身之教，故谓之外典也；释者修心之教，故谓之内典也。唯身与心则内外别矣，蚩蚩生民岂越于身心哉?非吾二教何以化之乎?嘻!儒乎，释乎，其共为表里乎!”(《闲居编·中庸子传上》，第19页) 故吾修身以儒，治心以释，拳拳服膺，罔敢懈慢犹恐不至于道也，况弃之乎?呜呼!好儒以恶释，贵释以贱儒，岂能庶中庸乎?(同上) 自然现象不同于社会现象，它不具有人类社会的道德属性，但智圆用儒家的仁义观点，加以自然生物以道德属性“钱唐县西北水行十八里，有村曰‘义犬’者。昔人养犬甚训，行迈于是，醉卧草间，野火四至，将焚焉。犬能亟至河岸，以身濡水，湿其草，主遂免祸。睡觉，犬力殚毙矣。感其义，因葬之。乡人命其地曰‘狗葬’。后刺史以‘义犬’之名，易‘狗葬’之名，予舟行过其地，遂为文以感之：‘浩浩动物，唯人为贵。立人之道，曰仁以义。二者不行，与畜同类。畜能行是，与人曷异。懿矣斯犬，立功斯地。救主免焚，濡草以智。其身虽毙，其名不坠。’”(《闲居编·感义犬》第二七)，与朱熹等以仁义礼智释元亨利贞的思想方式是一个路数。 至于佛教与道教的合流，交互影响，也是随着隋唐在政治上的大一统而形成的。道教经典很多取自佛经，这已是公认的事实。陶弘景的《真诰》有数十处抄自《四十二章经》。天台宗的创始人慧思，既是佛教徒，又信奉道教长生求仙的方术，要作“长寿仙人”见慧思：《南岳誓愿文》。，史传有明文，并不避讳。 从唐代的儒、释、道三教鼎立发展为宋代的三教合一，这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也就是儒教在 封建政权的支持下逐渐酝酿成熟的过程。 从汉武帝独尊儒术起，儒家已具有宗教雏形。但是，宗教的某些特征，尚有待于完善。经历了隋唐佛教和道教的不断交融、互相影响，又加上封建帝王的有意识地推动，三教合一的条件已经成熟，以儒家封建伦理为中心，吸取了佛教、道教一些宗教修行方法，宋明理学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儒教的完成。它信奉的是“天地君亲师”，把封建宗法制度与神秘的宗教世界观有机地结合起来。其中君亲是中国封建宗法制的核心。天是君权神授的神学依据，地是作为天的陪衬，师是代天地君亲立言的神职人员，拥有最高的解释权，正如佛教奉佛、法、僧为三宝，离开了僧，佛与法就无从传播。宋朝理学兴起的时候，恰恰是释道两教衰微的时候。风靡全国，远播海外的佛教，形式上衰微了，实际上并没有消亡，因为儒教成功地吸收了佛教。看起来中国没有像欧洲中世纪那样宗教独霸绝对权威，但中国中世纪独霸的支配力量是不具宗教之名而有宗教之实的儒教。 儒教这个宗教，看起来不同于其他宗教，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甚至打出反对上述宗教的幌子。清代学者颜元早已指出，程颐的思想“非佛之近理”，乃程颐之理“近佛”(见《存学编》)。还指出： 其(朱熹)辟佛老，皆所自犯不觉。如半日静坐，观喜怒哀乐未发气象是也，好议人非，而不自反如此。(《存学编》) 进入高级阶段的宗教都有他们不同的“原罪”说。宣传人生下来就有罪，必须靠宗教的精神训练来拯救人们的灵魂。程颐说： 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与道难一。 儒教宣传禁欲主义： 甚矣，欲之害人也。人之为不善，欲诱之也。诱之而弗知，则至于天理灭而不知反。故目则欲色，耳则欲声，以至鼻则欲臭，口则欲味，体则欲安。此则有以使之也。然则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学莫贵于思，惟思为能窒欲。曾子之三省，窒欲之道也。(《宋元学案·伊川学案》) 这种禁欲主义，一直成为宋以后儒教修养的中心思想。他们甚至连五欲排列的次序也按佛教的眼、耳、鼻、舌、身五欲排列。 宗教都要树立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名称各有不同)。儒教亦宣传敬天、畏天，称国君是天的儿子。君权与神权紧密结合起来，国君被赋予神性。儒教还有祭天、祀孔的仪式。 宣传“以贫为荣”、“以贫为乐”，也是儒教的一个重要内容。儒教著作中称赞有道之士“虽箪瓢屡空，宴如也”。穷了，就避免了声、色的物质诱惑。儒教认为生活水平越低，道德品质越高，他们把物质生活的改善看作罪恶的源泉，把生活欲望与道德修养摆在势不两立的地位。“不是天理，便是私欲”，“无人欲即是天理”(《宋元学案·伊川学案》)。 儒教把一切学问都归结为宗教修养之学。儒教不去改造客观世界，而是纯洁内心；不向外观察，而是向内反省；不去认识世界的规律，而是去正心诚意当圣贤。圣贤的规格就是儒教规格的人的神化，即典型的僧侣主义的“人”。他们说： 颜所好者何学也，学以至圣人之道也。……喜怒哀乐爱恶欲，情既炽而益荡，其性凿矣。是故觉者约其情，始合于中，正其心，养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则不知制之，纵其情以至于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颜子所好何学论》) 伊川见人静坐，便叹且善学。(《宋元学案·伊川学案》)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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