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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及其片面性

 在中国现代思想发展史上,“儒学复兴”论曾喧嚣一时,它的形成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的东西方文化论战。五四新文化运动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几千年来在中国封建社会占主流地位的儒学思想,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批判。在当时许多进步人士眼里,儒学是阻碍社会进步与发展,造成中国社会积弱积贫的总根源,因而对儒学产生了极大的反感。然而,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也产生了“儒学复兴”论。这一学说的诞生,与现代新儒学的发展紧密相联。一现代新儒学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至20世纪30年代初,这是现代新儒学的开创期。这个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等。梁漱溟是现代中国最早主张“儒学复兴”学说的。他认为,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尤其是孔子所创立的儒学的复兴。张君劢紧步其后尘,大力推崇宋明理学,把宋明理学的地位抬得很高。梁漱溟和张君劢虽然强调儒学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但从总体上尚处在学理的判断上,没有很完整的体系。直到1932年熊十力《新唯识论》的发表,才真正构筑起了现代新儒学的哲学思想体系。
    二是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末,这是现代新儒学的发展期,主要代表人物有冯友兰、贺麟等。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民族救亡成了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首要课题,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情感得到了极大的激发。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为这个时期的新儒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机遇。冯友兰和贺麟在这一时期所倡导的“新理学”和“新心学”,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他们的儒学文化观和儒学思想体系。
    三是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这是现代新儒学的成熟期,主要代表人物有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在文化方面,这些新儒家重新提出了五四时期曾经讨论过的“中国文化与民主、科学的关系”问题。他们认为,中国人能够也必须学习和接受西方的科学和民主,但不是以贬损中国传统文化为代价,而应该和必须在中国文化自身,在儒家思想的深层,找到科学与民主的生长点。只有这样,才能够把西方的文化成果及内在精神吸收过来。
    四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这是现代新儒学的复兴期。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杜维明、成中英、刘述先等。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东亚文明的崛起,亚洲四小龙实现了经济腾飞,新加坡、韩国、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开始实现了现代化,为儒学的复兴创造了条件。这时,有人提出了“第三种工业文明”的概念,人们开始讨论“第三种工业文明”与儒家传统的关系问题。这一时期的新儒家对文化问题的反思有许多新的见解,他们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反对现代化只有西方一种模式的观点,反对那种把儒家文化与现代化截然对立起来的观点,反对“全盘西化”论。他们把中国文化的发展放到全球意识和寻根意识的时代大背景下考察,以“认同”和“适应”的理论来考察儒学的发展和未来命运,对东亚工业文明的文化背景、文化动力等作了相关的研究。二
    作为一种文化思潮,现代新儒家的“儒学复兴”论虽对中国儒学思想的未来命运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但不容否认的是,他们提出的观点仍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首先,现代新儒家是站在文化保守主义立场上去论述“儒学复兴”的,从实质上看,他们的思想没有摆脱“中体西用”论的影响。其次,现代新儒家从唯心主义的立场出发,把儒学的基本义理看作是超时空的、脱离具体社会文化背景的、体现永恒天道和人性“常理”的。他们把儒家的伦理精神看作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使它成为一种超越物质的形而上的实体,社会上的一切都是这种精神实体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这实际上是一种唯心史观,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格格不入的。再次,现代新儒家所提倡的“儒学复兴”论是对五四精神的否定,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是不正确的,他们所持的完全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态度。
    尽管现代新儒家的“儒学复兴”论有较大的局限性,但其中也有一些值得关注的积极因素。第一,现代新儒家是在中国文化遭到空前危机的情况下提出的“儒学复兴”学说,他们反对“全盘西化”论者的民族虚无主义,强调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和中华民族文化自身发展的连贯性,对于纠正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误解和偏见,对于增强港澳台地区和海外华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都具有积极的意义。第二,“儒学复兴”论者对于如何继承和创造性地转化儒家传统,对于如何引进和吸收西方近现代的科学和民主思想,都作了积极有益的探索,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例如,他们提出的对于弘扬中国传统道德文明和人文价值的意见,对于克服西方近现代的唯科学主义所造成的人文意义的失落和危机的认识,都具有参考价值。第三,现代新儒家在哲学上对中国哲学的特质和现代意义作了较多的探讨,其中不乏一些合理的思想。他们对中国哲学的探讨较为深入,使得对中国哲学的探讨更加符合中国哲学发展的规律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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