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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宗教哲学思维模式(1)


    中国古代儒、佛、道哲学的三种模式,虽然形态各异,但它们之间无疑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交融和渗透,相反相成的思维互补特征。如是使之各具风采、交相辉映,表现出中国文化和而不同的总体趋势,直接影响了中华民族的理性思维,塑造了重道、重性、重心,以“内圣”与天合一为终极追求的稳固不易的文化大传统。同时,以此为规范,造就花样翻新、种类繁多的民间信仰。这些文化又持续影响诸如基督教等外来宗教哲学的思维方式和内容,在不断的冲突中,而又无改于传统的价值取向,始终保持其发展的总体趋势。
    天、道、性为本体的无神论 
    或自然神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是最高的范畴,所谓“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尚书·泰誓》),“居如大神,动如天帝”(《荀子·正论》),对天帝敬畏之声不绝于耳;“郊社之礼,所以祀上帝也”(《中庸》),祭天之仪有盛无衰;佛、道二教尤有诸多佛、菩萨以及各路神仙;民间不仅有文庙祭孔,武庙祭关公,而且历代圣贤、英雄,甚至普通的人,乃至福佑一方、一事的观音奶奶、土地、灶君等都被奉为“神”予以信仰和崇拜。
    以“天”为神,实际上是人类对自身无法驾驭的自然的膜拜,对“天”的敬畏、供奉,充分表达了人类早期社会顺应自然的愿望。祖有功则得天眷,即为圣,敬天祀祖,天祖圣合一,也就成为儒家哲学的基本理念,他们不仅“畏天命”,或者“制天命而用之”(《荀子》),直至“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将“天”视为人的自然禀赋,而与“性”“道”合一,原来具有赏善罚恶意志的神学的天,一变而为与天合一的性,故有尽心——知性——知天的逻辑推衍。至于“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以及荀子“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更是以天为道,以天为阴阳不测之神,即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儒家无神论或自然神论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
    至于道教,以“道法自然”为本体论的依据,把有意志的天变成了抽象的道,当然也就否定创造一切的人格神的存在。他们对自然的钟情远胜于对神的信仰,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老子》),“天道运而无所积,故万物成”,“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此之谓天乐。乐者,圣人之心以蓄天下也”(《庄子·天下篇》)。所以在道教哲学中,自然、自生、自化、元气、元神、抱一、守元、无为、归静、得道,以及指代自然的“玄”、“无”等高度抽象的哲学范畴屡见不鲜,都是以自然为终极的追寻与回归。而实现对自然追寻与回归的方法,无论是丹铅黄白之术,还是炼精化神的内丹修炼,都是以自然为最高境界作理论依据的。以心为道,无心为体,识心见性的终极追求,既是对儒道的兼收并蓄,也是对自然本心的认同。
    即体即用的体用论 
    无论是儒、道,还是中国化的佛教哲学,无论是天、道本体,还是心、性本体,在逻辑上都难免有二重本体之嫌。儒家天、天命,道教的道、自然,以及佛教的因缘、真如,显然是生成万物而又居于万物之上的外在本体,而本心、自性、阿赖耶识,无疑是生成大千世界并包孕大千世界的内在本体。如是,心、物对峙,心、物背驰,显然呈现二元对立的倾向。熊十力先生索性称之为“二重本体”。
    早期道家哲学虽然以“先天地生”的“道”为本体,同时又指出“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老子》第四十章),也有体用合于“道”的意思,因此突出“载营魄而抱一”(《老子》第十章)、“圣人抱一为天下式”(《老子》第二十二章)以及“得一”(《老子》第三十九章)诸说。这里的“一”就是具有反道、弱用的“道”本体。庄子说“道通为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则是从本体高度消弭差别的齐物之论,同样表现
    出体用合一的倾向。至若以道家哲学为本根的道教本体之论,虽然表现出对自然的倾心,对“神与道合”,“与天地合一”的理想追求,也包含了合体用于一身的倾向。唐代以后,尤其是宋金元内丹道教的兴起,以性命双修,识心见性为鹄,将外在的超越,转向自心的追求,所谓“心者,道之体也,道者,心之用”。“道融于心,心融于道”,“心外无别道,道外无别物”,“推此心与道合,此心即道”,明显是即体即用的体用之论了。
    佛教哲学依因缘而不依本体,虽然否定有生成万法的本体,突出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客观上却又肯定因缘生法之性就是孕育、创生一切的宇宙本体,体用的一致性自然也蕴涵在其中。僧肇说得好:“非离真而立处,立处即真”(《不真空论》),本真立于万物之中,离万物亦无所谓本真;“般若之与真谛,言用即同而异,言寂即异而同”,“用即寂,寂即用,用寂体一,同出而异名,更无无用之寂而主于用也。”(《般若无知论》)简而言之,这里的“真”、“寂”就是体,体亦为用,用不离体,即体即用如是而已。
    时至近世,哲学上的中西交会,进一步唤起思想家对本体论的关注。章太炎既说真如本体,又讲万法唯识,既要“转俗成真”以求真,还得“回真向俗”以致用,同样注意到体用关系的问题。熊十力平章华梵,抑扬儒佛,发前人所未发,以“翕辟成变”,“体用不二”的新唯识论,批判“种现对立”、心物二元的“二重本体”之过;同时指出,本心周遍流行,“包乎翕之外,而彻乎翕之中”,“辟必待翕而后得运用,翕必待辟而后见流行”(《新唯识论》),证成心物一体、心境混融的本心本体论,自觉而又明确地表述了即体即用的观念。显而易见,即体即用的本体论既是儒释道相互交融渗透的结果,也是中国宗教哲学传统模式共同致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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