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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双平的哲学兄弟:天南海北,心心相映


    随着阅历的丰富和年龄的增长,我愈来愈相信人生的缘分,也愈来愈不能忘怀那历久弥笃的朋友之情,深深体会人是“一个情字活一生”。二十多年前,我有幸入武大哲学系学习,开始与哲学结下不解之缘,也因此与刘辉平同学结下了深厚兄弟情谊。
    1982年9月,我们班来自全国各地的45名同学聚集到了位于武昌珞珈山麓、东湖之滨的武汉大学。其中有一名来自江西赣州的同学叫“刘辉平”,与我名只差一字,很快我俩被戏称为“刘氏兄弟”。
    我与辉平尽管没有血缘关系,但在同窗之情外,确有一份亲如兄弟的同袍之谊:上课、吃饭、晚自习,我俩总结伴而行;休息时,常去樱花大道、东湖边散步,总有说不完的话。
    那时担任我们辅导员的是身材魁梧的孙志军老师,他是哲学系78级高材生,当过系学生会主席,具有出色组织和表达能力。他对哲学系怀有强烈的自豪感,我们议论的话题常常是他的热情洋溢的介绍:
    --哲学是给人智慧,让人聪明的学问。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设计的“理想国”中,国王是由哲学家担任的,国王是“哲学王”。毛主席他老人家也是伟大的哲学家。
    --武大哲学系是由李达老校长亲手创办起来的,李达老校长是党的“一大”代表,是新中国哲学界的泰斗,是中国哲学学会的首任也是唯一一任会长,在他去世后就推选不出合适的会长了。毛主席在信中都尊称他为“鹤鸣兄”(李达字鹤鸣),他曾和毛主席就“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发生过激烈争论,两人争得脸红脖子粗后不欢而散。李达老校长是为真理而献身的楷模,“文革”期间,红得发紫的“副统帅”林彪拼命鼓吹“顶峰论”,胡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顶峰”,他坚决反对,认为“顶峰论”违反了唯物辩证法,不管是谁说都是错误的!最后被迫害至死。
    --哲学系教授陶德麟、江天骥、陈修斋、肖萐父、刘纲纪等是全国闻名的大学者。特别是陶德麟教授,曾任李达老校长的助手和秘书,在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做出过重要贡献。“文革”结束之初,“两个凡是”盛行,很多人思想僵化,认为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陶德麟教授以其超人的智慧成功运作让《哲学研究》发表了毛主席写给李达老校长的三封亲笔信,四两拨千斤,在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因为在这三封信中,毛主席认为自己有的论断也有“不妥”和需要“修改”之处。毛主席都承认自己绝不是“句句是真理”!这给“凡是派”以致命打击。
    --校学生会主席大多由哲学系学生担任。
    --哲学系学生篮球队是全校冠军。
    孙老师的话让我们这批对哲学普遍缺乏了解的“天之骄子”们个个热血沸腾,都觉得能上武大哲学系实在是太幸运了!后来又了解到辅导我们《哲学原理》的青年助教、77级毕业留校的胡树祥老师曾担任过校学生会主席、全国学联副主席,毕业分配时放弃了多个大机关职位,坚持留校从事教学工作时,更觉得毕业后如能够像胡老师、孙老师这样留校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和管理工作,该是多么的光荣和骄傲!
    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年代,有诗歌无市侩,有担当不犬儒,我和辉平清贫却至纯,简单而激情洋溢。
    当时湖北有个杂志叫《青年论坛》,除了发表过胡德平《为自由鸣炮》这样的名篇外,还发表过一篇名为《智慧的痛苦》的文章,我俩读后深受震撼。这篇文章探讨的话题是:做快乐的猪,还是做不快乐的哲学家?我俩不知讨论过多少次。
    猪“吃饭是为了活着,活着就是为了吃饭”,再快乐也没意义!哲学家如李达老校长等“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为真理而献身”,那是多么的崇高!有痛苦也值得!我俩的结论是:宁做不快乐的哲学家,也不做快乐的猪。
    当然,我俩也不认为哲学家天然就和“不快乐”联在一起。我们认为,有痛苦的哲学家,但也不乏快乐的哲学家,人生的目标应当是快乐的哲学家!
    辉平读书认真,有着“读书人”的秉性,他喜欢古典诗词和书法,写得一手好楷书。除哲学书籍外,还阅读大量文史类书籍,他的口头禅是“文史哲不分家”。
    在那个“思想解放”、“改革开放”成为时代主旋律的年代,在刘道玉校长主政下的武大,学术气氛空前活跃,以追求“创新”为时髦。他和同班“才子”方立新用哲学的辩证观重新解读“个人奋斗”,他俩的文章在《湖北青年》发表后,在全班掀起一阵讨论“个人奋斗”的热潮。
    大三年级,我们全班在听了周运清教授社会学课程之后,对社会学产生浓厚兴趣。在周老师指导下,我和辉平积极响应刘道玉校长“鼓励学生开展业余科研”的号召,专题研究中国婚姻风俗,并于1985年暑期到少数民族最集中的云南实地调研。
    我俩从武汉坐火车到昆明两天两夜,车上人满为患,只能站在异常拥挤的过道上。深夜我实在太困,钻到坐席下面铺上报纸就睡,尽管周围全是臭脚丫子,但很快就睡着了。
    朦胧中我被一阵打叫声惊醒,赶快爬出来看,发现辉平紧紧抓住一光头男子并不断叫喊“抓小偷”,我惊叫着和周围乘客一起手忙脚乱地将“光头”抓住,并交给了闻讯赶来的乘警。
    “光头”被带走后,再看气喘吁吁的辉平,发现他的脖子和手臂上有好几道血痕!原来他发现“光头”形迹可疑,就一直暗中盯着,半夜,“光头”下手偷邻座乘客钱包时,被他死死抓住不放,俩人便扭打在一起……
    辉平的义举赢得同车乘客高度赞扬。我给他擦血痕时也赞誉他“有献身精神,不愧李达弟子!”他满脸的灿烂笑容。
    此事尽管已过去二十多年,但只要想到辉平,我脑海中立马浮现他“抓光头小偷”的感人画面。
    这趟云南之旅,我俩的兄弟情谊更加深厚了,回校后将考察调研成果进行了整理,编写了关于中国婚姻风俗的书稿,并因此荣获哲学系学生最高奖--李达哲学奖。
    1986年夏天毕业后,我留校在刘道玉校长身边工作。辉平本可分配去京,但他要求分回老家江西工作,开始以新的方式延续“读书人”生活。
    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小平南巡讲话后,神州大地掀起市场经济大潮,对全社会带来新一轮冲击。躲在书斋的他开始有“远离现实”的担忧,决定掌握一门与社会现实联系密切的专业技能,以实现“学以致用”人生取向。于是,他决定自学法律,“读书人”的底蕴使他轻松通过1993年律师资格全国统考。
    1993年底武大举行百年校庆,他回母校祝贺,我忙里偷闲陪他漫步樱花大道,专门写了一首《改行打油》送给他:“珞珈男儿多豪气,勇抓小偷真侠士。走出书斋当律师,不能为钱丢正义。人间最爱是真理,革命理想要彻底。”
    此后不久,他闯到海南,恰逢海口海关在全国公开招录两名干部,
    他决定报考。海关是热门单位,“读书人”特质再一次让他厚积薄发,成功折桂。他先后在海关多个岗位工作,现在又肩负起海关法律工作的重担,成为海关的“法律人”。
    我俩尽管天各一方,但似乎命中注定有割不断的兄弟情谊,所以总是感到心心相连。不管是在椰风摇曳的天涯海角还是在东北暖洋洋的火炕上,有机会见面时我俩总要一起探讨哲学,讨论时事和社会问题,总能激发出思想的火花。
    每次和他讨论中国传统哲学,儒家的修身和进取,道家的辩证和理性,法家的冷静和明辩,特别是中国士文化中的经世致用传统,都激活我内心深处的哲学情结。
    工作中,我碰到拿不准的学说理论和传统文化知识,总是打电话或发短信请教他。他简直就是“百科全书”,对深奥的学说和思想、众多的历史人物和典故以及许多经典作品的名篇名句,总能在最短时间内给我一个满意、准确的答复。
    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说的是对自己有帮助的“益友”有三种,即正直的朋友,诚实、宽容的朋友,见多识广、知识渊博的朋友。按照孔子的观点,辉平这位和我因哲学结缘的兄弟,实乃我人生中最值得珍视的益友。
    (原载6月17日《中国社科报》,作者为本山传媒集团艺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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