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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教化与教化的哲学(五)


    五 “圣”与“神”之间
    康德的“自由”概念是为什么会是一个理论上假设?因为他把认知的原则推而贯彻于实践的领域。牟宗三先生很敏锐地指出,康德论自由的必然性问题,其思路有一个“滑转”:把自由的问题“滑转”为经验知识的界限问题。[17]这个“滑转”,实质上就是把认知的原则推而运用于实践的领域。康德在用理论理性的尺度为实践理性划界,认为人不能对自由、对本体界有任何直观、经验和知识的同时,亦进一步推论出了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只有他才拥有对本体界的理智直观[18]。本体的世界在其内容的实在性上是一个属于“神”的世界。康德的这个思想,体现了西方哲学与宗教精神互证和互补的关系。
    “学以至圣人之道”[19],是儒学的目标。这“圣”是“自由”的实现,它要求的是存在实现义的“通”,而不是“全知”。
    《荀子·解蔽》说:“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无所疑止之,则没世穷年不能遍也。其所以贯理焉虽亿万,已不足以浃万事之变,与愚者若一……故学也者,固学止之也。恶乎止之?曰:止诸至足。曷谓至足?曰:圣也。”王阳明则说:“(圣人)心学纯明,而有以全其万物一体之仁,故其精神流贯,志气通达,而无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间……圣人之学所以至易至简,易知易从,学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唯在复心体之同然,而知识技能非所与论也。”[20]又:“圣人无所不知,只是知个天理,无所不能,只是能个天理。圣人本体明白,故事事知个天理所在,便去尽个天理。不是本体明后,却于天下事物都便知得,便做得来也。”[21]从这几段论述可以显见,儒学对知识的有限性有明确的意识,但它既不以认知作尺度为人的实践理性设限,亦不由之推而对“圣”作“全知”的要求。在儒家看来,“圣”的超越性另有本原,“而知识技能非所与论”,与认知完全属于不同的领域。二者不可混淆。
    “心体之同然”,典出《孟子·告子上》[22],即指由人的自由抉择所确立的先天道德规定。此为“圣”的超越性之内在本原。“圣”的实现,与认知的达成,不仅其本原不同,其方式途径亦复有异。人在认知的意义上,不能周遍于万物;但却可以当下因应事物之时、宜而与物无不通。这是存在实现意义上的“通”,而非认知意义上“全知”。阳明所谓圣人之“全其万物一体之仁”,“精神流贯,志气通达,而无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间”,皆指此而言。
    《礼记·中庸》说:“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诚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孟子·尽心上》说:“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这两段为人所熟知的话,即表现了儒学达到超越的方式。“万物皆备于我”,过去被批评为“主观唯心论”。这是从认知角度看待儒学所产生的误解。若从认知的意义讲“万物皆备于我”,何啻“主观唯心论”,更是康德道德哲学意义上之“神”的“全知全能”。但很显然,儒家所理解的超越性,并非从此一角度立言。实质上,由“诚”所达致的“万物皆备于我”与“合外内之道”,其方式和途径就是忠恕行仁之方。“反身而诚”是“忠”,“强恕而行”是“恕”。成己以成物,亦是忠恕。其义乃由存在的实现达于人己、物我的沟通。而“万物皆备于我”和“合外内之道”的超越,亦不神秘,无非要于行事应物处,能够仁心流行,“时措之宜”而已。随处因任事物,“时措之宜”,乃能与物无不通。古书恒训“圣”为“通”[23],皆着眼于此。
    可见,儒学达致超越的“圣”,要求的不是“全知”,而是存在实现义的“通”。这与康德道德哲学所设定的“全知”的神,根本不同。在这个“圣”与“神”之间,亦体现了儒学与西方哲学不同的哲学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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