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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儒学”和公民道德

回顾历史,从“五四”以来,基本形成了一种“三分天下”的思想文化格局,而今这三者都在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走向“共同的传统”。
    经常说,我们“腹背受敌”。我们因袭着传统观念的文化负担;同时,我们又遭遇着后现代的文化冲击。但无论如何,我们最基本的历史任务,仍然是“走向现代性”。然而“现代性”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对此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在我看来,现代性乃是一个民族性问题。譬如,西方的现代化是如何实现的?他们正是通过观念的现代化,首先认同他们自己的“二希”(古希腊、希伯来)文化传统,而后再进行一种现代性的转换。所谓文艺复兴,就是认同和转换他们的古希腊文化传统;所谓宗教改革,就是认同和转换他们的希伯来文化传统。而自“五四”以来,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之所以屡遭失败,从来就没有成功过,是因为他们反其道而行之,要“打倒孔家店”,要全盘反传统、全盘西化。他们完全不懂得一个道理:民族性乃是现代性的一个基本涵项。
    这里的“民族”,准确地说是“民族国家”,乃是一个现代性的概念,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必须承认这一点。这个“民族”,不仅是理解中国近现代史、而且是理解整个世界近现代史的一把钥匙。由此可以理解当前大陆儒学复兴运动的由来:现代性的诉求必然寻找民族性的表达。
    所以,我认为,在复兴儒学中,我们要警惕、坚决反对两种倾向:第一,全盘反传统、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的倾向。第二,儒家原教旨主义的倾向。
    我们今天谈“公民道德”问题,首先应该问一问:儒家在过去任何时代里所建构的所有具体的、因时而异的道德规范,都必须全盘继承吗?这是没道理的,也是行不通的。有的儒者在“政治儒学”这个层面上,试图重新请出一个皇帝来。这怎么可能?甚至有些荒诞!何况,这也违背孔子提出的“礼有损益”的原则。
    在我看来,作为形而下学的道德规范的领域,在今天是必须予以重建的。社会规范的领域,在儒家的话语中叫做“礼”。我们知道,孔子主张“礼有损益”。那么,礼是凭什么来“损益”的呢?是根据“义”的原则来损益的。那么,“义”又是什么意思呢?在儒家的观念中,“义”有两种基本的含义:其一是正当性。这种正当性,来自“仁”,来自“恻隐之心”、“不忍之心”的生活情感。这就是孟子所建构的“仁—义—礼—智”的观念序列。其二是时宜性。古训的通常解释就是:“义者,宜也。”这种“时宜”,《周易》中解释为“顺天应人”的“时义”。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者”。因此,作为形而下学领域的道德规范,是必须要予以合乎时宜地重建的。
    在我的构想中,“生活”这个词语完全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甚至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以概念的方式来理解生活,那就是老子讲的:“道可道,非常道。”生活不是一个实体,不是一个存在者,不是一个物。生活就是存在本身。这就是我的一个基本的表达:生活即是存在,生活之外别无存在。
    对于这样一种生活,我们只能用诗性的语言来言说,所以,孔子特别重诗,说:“兴于诗,立与礼,成于乐。”这里,首先是诗。我们的修养一定要从“诗”开始,因为诗乃是发自内心的真诚情感的显现。所以,说到公民道德教育问题,在儒家看来,可以说:礼教不如诗教,道德教育不如情感教育。
    这种最本源的情感,首先就是儒家所讲的“仁”,也就是“爱”。众所周知,儒家传统的核心思想,就是“仁者爱人”。每个人天然地就会爱,只不过往往被“物蔽”、“茅塞”了。然而,爱是什么呢?爱不是“什么”。爱不是个东西。爱就是存在本身,也就是“无物”,也就是“无”。人天然就是有情感的,会爱的,这就是他的“良知良能”。这种纯真的、真诚的情感,乃是生活的显现。
    因此,儒学的重建,首要的就是:回归生活。然而,生活本身在显现着。生活本身显现为各种各样的生活样式。这也就给出了历史、文化、社群的可能性。历史只不过是生活本身的历时性显现样式,正如文化只不过是生活本身的共时性显现样式。所以,今天儒学的重建,首先就是要顺应今天的生活样式,即中华民族的民族性的、现代性的生活样式;否则,儒学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我们今天所要弘扬的儒学,绝不是历史上现成的某家某派的儒学,因为那是没有时宜性、正当性的,而是重建的儒学。我们首先要回到源头上去,回到生活本身,回到最基本的生活情感、仁爱本身。只有在这种大本大源上重建儒学,才能顺应我们今天的生活样式,才能既避免全盘西化派的倾向,也避免原教旨主义的倾向,才能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徐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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