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生哲学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1）
http://www.newdu.com 2024/10/10 01:10:00 光明网 佚名 参加讨论
现代西方人生哲学产生于科技和工业迅猛发展、危机和战争席卷全球的19世纪末叶，并以其强烈的非理性主义和浓郁的悲观主义与18、19世纪哲学中的理性主义、乐观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8、19世纪的哲学家虽然对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也曾表示过强烈的不满、进行过猛烈的批判，但他们相信理性和科学，相信历史的进步，相信人间的天国就座落在不远的将来。可是，哲学家们并没有看到人间的天国，相反地却看到了由于危机和战争使欧洲大陆几乎变成了人间的地狱。现代科技和工业的发展，虽使社会财富大幅度的增长，人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得以极大的改善，同时也使人们产生一种成为金钱和物欲的奴隶、成为无情运转的机器中的可以任意调换的零部件的压抑感和茫然感。紧随技术工业而产生的冷酷板滞的官僚政体又使得作为个体的人无足轻重、软弱无力，一纸证明或者一纸判决，就能使你或许飞黄腾达，或许从地球上消失。世界大战、经济危机、社会动荡，粉碎了西方人以理性崇拜为核心的自恋心理传统，给人们的心灵蒙上了一层浓厚的阴影，正如雅斯贝尔斯斯文文在《新人道主义的条件与可能》的学术报告中所指出的：“现在已经再没有共同的西方世界了，再也没有那种虽在彼此敌对中，虽在生死决斗中仍然使大家相互之间有同仇敌忾的东西了。今天西方的共同意识，只能用三个否定来加以标志，那就是，历史传统的崩溃，主导的基本认识的缺乏，对不确定的茫茫将来的彷徨苦闷。” 世界大战的炮火使数千万人横尸欧洲大陆，也窒息了人们的理想信念和人道貌岸然主义精神；现代科技和大工业碾碎了人性和良知，将许多青年推向了自甘沉沦、纵欲享乐的泥潭。传统的西方文明崩溃了，生命意义的支柱倒塌了，西方知识分子赖以生存的价值观念瓦解了。现实充满着混乱和灾祸，未来是一片昏暗漆黑，倒退到过去的路也早已堵死。在这种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之下，哲学家们唯一能做的工作，是对迷失了前进方向的现代人的精神状态做出哲学的概括与诊断；满怀惊恐和忧思的文学家也从现代人悲观、迷惘、倦怠的生存状态中找到了描述的对象和主题。他们与哲学家携手合作，相互影响，一道探索前行，从而导致了与倦怠病弱的人生哲学相呼应的现代主义文学的诞生。 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促使了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剧变，“重新估价一切”的口号非常响亮。在这种口号的引导下，培养和造就了一代苦苦的年轻人。当旧的观念、旧的习惯被人们彻底否定之后，新的人生价值并适时地产生出来，在新的生命坐标难以为人们所把握的时候，人们又面临着新的彷徨和怀疑。于是探究人生、探究社会的“问题小说”便应运而生了。“问题小说”所探究的核心问题是“人生究竟是什么”？这种探究及其所提出的问题，与西方哲学家的研究命题，与西方文学家的创作主题，达到了惊人的一致。与西方哲学家、文学家探索的内容不同的地方，一是在探索“人生究竟是什么”的时候，还涉及到个性解放、恋爱自由、男女平等、下层劳动者的痛苦和现实的黑暗等诸多社会问题；二是虽然多数作家的探究是“只问病源，不开药方”，只提问题不给答案，但仍有部分作家在提出问题后，也试图给予答案，而且得出的答案也大相径庭。例如冰心在提出了“人生究竟是什么？支配人生的，是‘爱’呢，还是‘憎’？”之后，得出的答案是：支配人生的，是“爱”而不是“憎”。冰心奏的“爱”的幻美曲，庐隐唱的则是“悲”的哀歌。庐隐笔下的人物大都是追求个性解放和爱情幸福的青年女性，得到都是凄清的苦果和幻灭的人生，命运坎坷，前途渺茫，“人生不过尔尔”。王统照则常常在作品中或描画一幅美的人体，或设置一个美的意境，极力地歌颂“爱”与“美”所具有的改变人生的伟力，以抽象的“美”与“爱”来作为弥合人生缺陷的药方。叶圣陶是一位忠实实践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写实主义文学”主张的作家，他非常善于从下层平民平凡、庸俗、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中去发现“深浓”的、“非常”的意义，因而在“客观的写实的描写着灰色卑琐人生”的同时，总是期待着“美”与“爱”的理想的实现。 “文革”结束之后，当人道主义的呼唤在中国新时期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浪潮中重新奏响之后，人们发现，对生命价值的向往和追寻，生命热情失落后的哀伤与迷惘，同样困扰着经历了10年动乱的年轻一代中国人。随着现代西方人生哲学被引入国门并得以传播，消极、颓废的生命意识亦很快成为中国新时期文学颇为张扬的旗帜之一。仔细考察一下20世纪80、90年代中国文学在探索人的生存意义、生命价值方面的努力，就会发现，“苦难意识”、“蔑视人类”、“无家可归”、“寻找自我”是其受到西方人生哲学深刻影响而产生的四个最重要的主题。 一、苦难意识 “文革”结束后，从一片荒芜的文学园地里破土而出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首先将笔角探向了错误路线给人们造成的生存的艰难和生活的苦难。伤痕文学是在10年内乱结束之后最先感受到了那场灾难给人们心灵和肉体留下的伤痛。刘心武的《班主任》不仅仅是揭示了左倾思潮给年轻一代的心灵造成的诱蚀和戕害，而是表现了我们整个民族灵魂中的内伤和隐患。卢新华的《伤痕》既让人们看见了法西斯暴政在母亲额头留下的依稀可辨的鞭痕，更让人们深切感受到暴政下亲人背弃所带来的难以缝合的心灵创伤。反思文学更将探索的笔触伸向了造成这场劫难的成因和根源，对那一段被颠倒过的历史是非进行了再认识、再评价。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写了近30年我国农村曲折演变的历史，写了干部与群众之间渐趋恶化的关系，写了左倾路线如何使农村经济一步步走向破产。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既无情地剖析了滞后于时代的农民们的盲从和愚忠的灵魂风貌，更鲜明地照观出错误路线对农民精神上的奴役和物质上的剥夺。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描写了一名曾在战争年代里为了世界人民的幸福和安宁献出过一条腿的共产党员，在和平岁月里，为了全村乡亲的生存为了战胜我们党自身的谬误却付出了血的代价直至生命。 如果说，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数说人生的险恶与艰难的目的还在于一种出自一种义愤的控诉和政治性的批判的话，那么，当80年代初期现代西方人生哲学涌进国门之后，无论是寻根文学、现代派文学，还是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等，便有了清晰而强烈的真正意义上的苦难意识。这种苦难意识的形成，主要受启于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生存意志”学说。 何谓人生？人生就是痛苦和无聊。这是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及《悲观论集》中反复弹奏的主调。在叔本华看来，意志不仅是万物之源，也是万恶之母，还是产生痛苦的渊薮。任何意志都表现为欲望、冲动和自我奋斗，但它永远也得不到满足，于是，真正的幸福只是一种幻想，而痛苦则永远没有终点。他把人的意志或欲求暂时得到满足叫做幸福，把人的意志或欲求受到外界的阻碍叫做痛苦。人生就是被无限的欲求鼓动起来的一叶扁舟，在茫茫无际的苦海上挣扎。虽然航行中会有短暂的风平浪静时刻，人们或许以为这就是他梦寐以求的满足、快乐或幸福，但实际上这只是痛苦的间歇期、一个刚刚消失的痛苦与即将来临的又一个痛苦之间的间歇期，它并不意味着痛苦的消失。而且，当人们沉浸于欲求暂时满足的“幸福”时，在一旁窥伺已久的无聊寂寞又会趁虚而入了。这就是叔本华所说的：“困乏和痛苦如果一旦于人以喘息，空虚无聊又立即围拢上来，以致人必然又需要消谴。”这又称作“逃避空虚无聊的挣扎”。因此，任何人生都是在痛苦和空虚无聊之间抛来掷去，欲求和挣扎构成人的全部本质，痛苦和无聊则构成了人生的基本内容。 在80年代中后期的小说创作中，欲求和挣扎、痛苦和无聊都曾得到形象化的反映。例如刘震云的《新兵连》，揭示了在那个恶梦般的岁月里，一群憨厚、朴实的农村青年来到新兵连，开始了一段凄凄惶惶、瞬息万变的生活。“老肥”、“元首”和王滴们一个个虔诚地争取进步并当上骨干，旋即又一个个美梦破灭，或遣送回家，或派去种菜、看库房，或为军长的瘫痪老爹端屎端尿。一心想入党的老兵、班长李上进，也在看不到尽头的考验中失了足，被判了刑。是政治欲望，使他们来时都兄弟似的，一到部队都成仇人啦（“老肥”语）。《故乡天下黄花》里的人们，在权力欲的驱赶下，为了一个小小的村长职位，竟引发了几代人的恩怨仇杀。李国文的《小事》中的两兄弟，当年在狂热的“捍卫”斗争中，曾经懵懵懂懂地各居一派，势不两立；如今又在“遗产”纠纷中，非常清醒地各持己见，反目成仇。是财产欲使得兄弟阋于墙，人性在愚昧中失落，又在贪婪中扭曲。余华的《难逃劫数》中的东山、露珠、广佛、彩蝶、森林、沙子等人之间的那一幕幕挣扎和厮杀，全因为情欲的骚动，将他们推向疯狂的深渊。苏童的《米》，写一个失去家园的农村流浪汉在冷酷无情的城市中苦苦挣扎，终于混出个人模狗样之后，随即在疯狂的报复欲驱使下，将一个个的生灵毁灭掉。 在这一类作品所构建的世界里，读者所能看到的，是冷酷，是残暴，是恐怖，是癫狂；读者所能感受到的，是苦难，是孤独，是性恶，是绝望。幸福在哪里，快乐在哪里？在李国文的《幸福》中，一对知识分子把权力、声誉、皇冠车当作幸福与否的主旨，成为每天必谈的话题。结果，那种荒谬的幸福欲望、莫名其妙的争吵苦恼和无休无止的相互伤害，不仅导致了爱的麻木，也使得到手的“幸福”快感荡然无存。而《快乐》中的陈迪，是一个被人称之为事事顺心的“极快乐的人”，可是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他的“快乐”是靠压抑自己讨好别人装出来的，真正属于自己的却是既无法堂堂正正拥有，也决不会为外人所容忍的那份“婚外情”。 在这个充满欲求和争斗的世界里，痛苦和无聊是其真正的主宰者。苏童的《妻妾成群》，描写的是在江南的一片青瓦白墙之间所上演的争夺宠幸、争夺财产的一幕幕勾心斗角的闹剧，颂莲、梅琦、如芸等一群青春鲜亮的生命被迫日趋腐朽，人的欲望却如罂粟般的邪恶艳丽。郑万隆的《火迹地》，聚集着内乱岁月一群无处容身的逃犯和盲流，可是这里不是一个时代风雨的避难所，也不是一个相濡以沫的世外桃源。这里奉行的是弱肉强食、尔虞我诈。刁蛮的黄毛是这片火迹地的独裁者，善良而天性尚存的冯老头便成了他兽性复仇的牺牲品；曾多次以弱者保护神姿态出现的“黑奶奶”，在牵涉到自己生存的关键时刻也会向好的保护者狠下毒手。正如作品中的人物杨闹儿所质问的：“这里和外面的世界那么不一样，不要户口和粮食关系，不问阶级出身，不查祖宗三代，不管参加了哪一派组织，为啥人和人之间也充满了那么多危机？”与《火迹地》具有异曲同工之效的是王旭烽的《姑娘山速记》。在一个现代城市堆放垃圾的地方，居住着一群被正常人遗忘的生命。这里并不因为他们是躯体的伤残者或精神上的病弱者而稍减生活的艰辛和生存的苦难：盲女小夜刚刚与擦背师傅相恋，却随即遭受了突如其来的强暴；月明一次次惨遭丈夫的毒打，侏儒小鹞多次试图以自己的抚慰为她支撑起生命的信念，最后在外人瞥视下双双上吊自杀；王排以“旗手”的身份自居，冷酷而虔诚地批斗着这群病残者；老柳和小红袄真诚相恋，却遭到人们最下流的戏弄。在余华的《往事如烟》中，那个叫做“6”的人物，以每个3000元的代价将6个女儿卖到天南海北而不管她们是死是活。最后一个女儿因为抗拒他的出卖而自杀，他竟然连她的尸体也卖了3000元。铁凝的《棺材的故事》写一对带着各自的心灵的创伤和人生的残缺的苦命男女，在花圈寿衣店外的一口水泥棺材里找到了一处能够相互奉献炎热身心的自由空间。可是，正是这口棺材，仅给两个人带来短暂的幸福与宁静，它的突然被卖则迅即结束了两个正在熟睡的生命。 二、蔑视人类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一书中引用了一个古希腊的传说：迈德斯王向森林智者请教什么是人生，森林智者在他的再三追问下，叹了一口气说：“你们可怜的人类，为什么一定要我说出那些你们最好不要知道的话呢？我告诉你们吧，你们人类最好的事情是不要出生。既然出生了，那么次好的事情是快点死去，以归于空无。” 如果说尼采对犹太教中的上帝，即那位主惩罚、报复和战争，并默许他的臣民攻城掠地的守护神还怀有几分好感的话，那么，他对耶稣用其门徒保罗将原始犹太教改造成基督教，并将上帝尊奉为宇宙和人类的唯一的神则从骨子里怀有深深的敌意。这是因为《旧约》中的上帝允许他的臣民攻城掠地，显得强大、自信和富有生气。而《圣经》中的那位至尊的神，却只会向人间下达诸如“灵魂”、“不朽”、“原罪”、“救赎”、“天堂”、“来世”、“同情”、“怜悯”、“忍耐”、“爱邻”、“克己”、“禁欲”、“平等”、“牺牲”等等一整套道德训令。而这些道德信条的核心只不过是蔑弃“人的生命与本能”。在它的束缚下，野蛮的人类虽然被驯服了，变得文明了，但同时也因失去血性而变得萎靡柔弱。尤其是基督教的颓废道德整个地传染给西方近代文明之后，人类便愈加随落，历史便急剧倒退。因此，在《反基督徒》中，尼采叹息说：“人类一直处于最坏的情况中，人是被那些不适当的东西所支配，被那些心理上弄巧成拙的人所支配，被那些狡猾的、充满仇恨的心理所支配——那些谋害世界和诋毁人类的人。”“有些日子，我染上了一种比最可怕的忧郁还要可怕的感情——蔑视人类。我轻视什么？我轻视谁？毫无疑问的是今天的人，与我同时代的人。”尼采为什么会蔑视人类、轻视同时代的人？因为在他看来，如果说以往历史上所存在过的那个人类世界是一个充斥着病弱者的疯人院世界的话，那么当今的人类世界便只剩下了残躯败肢，更令人不堪入目了！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中， 尼采借超人查拉图斯特拉之口说：“我所见到的人，支离破碎、四分五裂，如在战场及屠宰场所见到的那样——可当我离开现在，游目于过去，所见亦同。即只见有残片、四肢，及可畏惧之状，而不见有人。啊！朋友——地球上之过去与现在，实在使我最感烦闷，不堪忍受，使我不纵观于未来，我几不知何以为生！”他甚至还憎恶地诅咒说：“地球上有一层皮，而这层皮上有病菌，病菌之一就是人”。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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