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夫子到孙中山 中国思想家如何影响历史（3）
http://www.newdu.com 2024/10/09 11:10:10 北京日报 佚名 参加讨论
| 朱熹创立的新儒学体系开创了其后八百年的中国哲学和学术思想史 黄震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朱熹继承了唐代韩李学派以来的“辟佛老，复孔孟”的传统，吸取了道家和佛家的思辨哲学，创立了中国哲学史上最庞大、最精深的新儒学体系，不仅恢复了儒家的道统，且统领了各派义理，开创了其后八百年的中国哲学和学术思想史，成为中国历史上自孔子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 存天理灭人欲，是朱熹思想的核心，有人认为，这是影响中国历史的十三句话之一。一般在提到这句话时都要与压抑本性挂钩。其实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误解。 “天理”一词并不是朱熹的发明。《礼记》在谈到音乐的时候就指出，人心本来是安静的，但是受外界事物的影响就会失去控制，那么“天理灭矣。”如果“灭天理而穷人欲”，其后果就是奸诈犯罪。后来历代皆以“天理”作为铁打的道理，就是公理，如《汉书》记载杀楼兰王就说其违背天理。 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之说出自《朱子语类》卷十二： “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天理明，自不消讲学。” 这是朱熹对历史文化或者说教育的一个根本理解和概括，是他建立自己理学思想体系的核心话语。认为天理和人欲像人和影子一样，有个天理，便有个人欲，因此这个天理须有个安顿处，安顿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来。以下才有理欲、义利、是非之辨。这本来是教育学生要明白事理道德，要用这些道德道理规范自己的言行。但有时他说得太绝对，认为天理和人欲像项羽刘邦争天下，二者必居其一：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学者须要于此体认省察之。这里，他说的就有些过了。 那么朱熹的“天理”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自然规律，二是做人道理。朱熹认为：“理者有条理，仁义礼智皆有之。”“大而天地万物，小而起居食息，皆太极阴阳之理也。”(《朱子语类》卷六)“至于一草一木昆虫之微，亦各各有理。”(《朱子语类》卷十五)“世间之物，无不有理，皆须格过。”(《朱子语类》卷十五)理不是不变的：“天下之理，终而复始，所以恒而不穷。恒，非一定之谓也，一定则不能恒矣。惟随时变异，乃常道也。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识之？”(《近思录》卷一)“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朱子语类》卷一)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天理在朱熹的思想中包含全部的科学的道理、规律、秩序、规则、方法等等。 那么，“人欲”是什么呢？朱熹认为是指人的坏的想法念头，人类本性中带有天生的不好的地方，如贪婪、自私、虚伪、淫荡等，他举例说，吃饭是天理，但是你拼命追求美味就是人欲。财富在生活中是必需的，但你不顾道义去攫取，那就是人欲。因此他认为要反省，要自律。 他指出，存天理灭人欲是一个逐步完成的过程，从小事做起：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正如游兵攻围拔守,人欲自消铄去。要通过做学问的方式，既知学问,则天理自然发见,而人欲渐渐消去者,固是好矣。 今天我们客观地认识朱熹的理学思想，领会存天理灭人欲的真实含义，应该说对我们克服贪欲、战胜自己，实现科学发展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近代一大批思想家深受王阳明心学思想的影响。梁启超深有感触地说：一提到阳明心学，就“像打针一般，令人兴奋” 周术槐(贵阳学院政教系教授)：明代以王阳明为代表人物的“心学”，成为中国儒学的又一个高峰。其主要思想主张是：“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阳明心学在国内外，对社会各阶层的人物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在近代中国，一些历史人物，譬如：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革命派孙中山、章太炎、宋教仁；国民党方面汪精卫、蒋介石，共产党方面毛泽东等，在其早期思想的发展过程中，都曾不同程度地受到过阳明心学的影响。 以梁启超为例。梁启超极为称颂阳明心学，他曾经深有感触地说：一提到阳明心学，就“像打针一般，令人兴奋”。他称颂阳明心学“高尚纯美，优入圣域”。另一方面，他还利用阳明心学来陶铸其所倡导的变法维新的理论。具体表现为：一是用阳明心学的“扩大公无私之仁”、以天下为己任精神，树立为天下国家献身的志向。二是用阳明心学无所畏惧，圣人、超人的精神，要人们解放思想，不做“心中的奴隶”，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当中去。三是用阳明心学倡导的“事上磨炼”的精神来陶铸刚毅和坚忍不拔的气质。四是要求像阳明心学一样，强调恢复孔孟之真道，作为社会变革的理论依据。 与此同时，梁启超还极力传播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在1926年梁启超向青年学生发表的《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演讲中，他对“知行合一”的具体内容、“知行合一”的哲学理论根据、“知行合一”与“致良知”的关系、阳明说与现代青年的关系等方面作了详尽的阐述。在此次演讲中，梁启超首先指出当时的学校教育所存在的问题，即只注重向学生进行知识的灌输，忽略学生适应社会实际能力的培养。学校变成了一个“贩卖知识”的场所，学生变成被动吸收的“吃书”者。而对外界所发生的东西却一概无知。这种学校教育与社会实际相脱离的情形，引起梁启超深深的忧虑。因此，在政局纷扰、社会混乱之际，面对“万恶社会”，梁启超向莘莘学子强调：“青年们啊，你感觉这种痛苦吗？……我告诉你唯一的救济法门，就是依着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做去。”在他看来，“知行合一”是“明代第一位大师王阳明先生给我学术史上留下最有名而且最有价值的一个口号”。学校教育必须以此为行动指南，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注重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不能让我们的文化教育流于空谈。 梁启超在宣传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的过程中，强调学校教育在于解决实际问题，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这在今天来说，还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很多革命主张都深受王阳明心学思想的影响 周术槐：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也曾受阳明心学的影响，主要从两个方面反映出来： 其一，在知行观上，他吸取阳明“知行合一”说，进一步发展为“知难行易”论。“知易行难”是中国古代认识论中的一个概念。它最早出自《左传·昭公十年》。《尚书·说命》里也明确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这种“知易行难”的思想，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里，有时成为封建统治者安于现状，反对任何变革的思想工具。孙中山在总结革命斗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针对传统的“知易行难”思想，于1918年提出他的“知难行易”说。他认为，人类对于许多事情很早以前就会做，但一直不知其中的道理。只有在经过数十百年、甚至千年的“行”后，才逐渐明白。这说明“知”和“行”比较起来，“知”是困难的，“行”是容易的。 在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中，“知”是第一位的，“知”中就包含了“行”。王阳明说，“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有知在。” 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观，所强调的也是“知”，他的目的是强调解决人的信仰问题，认为只要将信仰问题解决了，事情就好办了。从孙中山与王阳明两者的目的来看，相距甚远。但孙中山从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中得到的启发是显而易见的。孙中山认为，只要革命党人接受他的思想，统一认识，协调斗争，就能打倒北方军阀政府，完成他建立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愿望。 其二，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上，孙中山同样受到古代心学思想(包括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在内)的影响。孙中山从哲学的高度总结自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史经验，提出“心为万事之本”的理论。他一方面承传中国古代的心学思想，另一方面又从革命实践中领悟到“心理”作用的重要性。认为革命所以受挫、建设无法开展，是由于人们的心理存在障碍，由是而力图通过揭示“心”的作用而唤起民众，以扫清革命与建设的路障。这一思想贯穿于孙中山自此以后的后半生。晚年，孙中山在改组国民党、重释三民主义时，仍坚持“心为万事之本源”的思想，1923年至1924年间所作的多次演讲，如“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党员的演说”、“在各军将领会上的演说”、“对国民党党员的演说”等，都集中就革命的未来发展与“民心”的关系进一步阐发了“心为万事之本源”的思想。“心为本源”论，高度肯定了人的主观精神的能动性作用，揭示人的精神对革命与建设的成败、国家的兴衰、事情的成败的关系，它成为孙中山注重民意、关切民生，并重视激励革命精神和调动人的积极因素的理论依据，成为他晚年注重宣传“主义”，以“主义”团结民众的理论依据。但“心为本源”论有过于夸大精神与意识作用的倾向，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一点。 (主持人：刘立志)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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