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帝文化到皇帝文化(2)
http://www.newdu.com 2024/10/09 09:10:27 南方周末 佚名 参加讨论
| 二 道器并重的文化孕育出了领先于世界的中华文明。 《周易·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与器并列并重，其形式如鸟之两翼，如车之两轮。在《圣经》里，神是根本，至高无上，任何人、任何物都不可能与神并列并重。在中华元文化里，道是根本，至高无上，但一个“器”字可以与之并列并重。器有自然与人工之分，自然之器为有形之万物，人工之器为生产工具、生活器具与自卫武器。“弓矢者，器也。”《周易》称弓箭为器，称车、称鼎为器。明白道，可以进行人工之器的发明创造。与《圣经》相比，《周易》多讲了一个“器”字。 神文化解答了宇宙与人生两大难题。道器并重的文化，解答了三大难题：一是宇宙如何发生？二是人生如何度过？三是如何发明创造？ 道器并重的文化演化出了一部部经典，一件件先进工具，一项项先进技术。道器并重的文化最先孕育出了度量衡、音律、历法、医术、经络。 有器具才能发展生产，有器具才能改善生活。同样的道理，有器具才能保卫天下。《周易·系辞下》：“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有先进武器，才有威风凛凛之天下。有锐利武器，才能制止强盗的觊觎之心。文化与武化一样都不能少。 三 以道器并重为坐标，刘明武求证出了中华民族前后两种状态背后的两种因。 上下五六千年，文化发生了质的变化。源流之变，变在何处？刘明武界定在以下几个地方： 其一，道器并重的文化变质为伪道无器的文化。道器并重，第一步变成了道器分离，第二步变成了伪道无器。其二，行而论道的行为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手动脑动、行而论道的行为方式，变成了动口不动手、坐而论道的行为方式。其三，论证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以道论之的论证方式，变成了以纲论之的论证方式。 道器分离，发生在老子那里。老子继承了道，否定了器。老子的最高理想是小国寡民。在这个理想国里，老子主张既不要使用现有的器，也不要发明新的器。道器并重的文化在老子那里少了一半。 伪道无器，发生在董仲舒那里。“一阴一阳之谓道”，在董仲舒那里，被变质为“阳为阴纲之谓道”。“一阴一阳”与“阳为阴纲”，文化的根本变质就发生在这里，道的真伪之变就发生在这里。“一阴一阳”讲的是和合平衡，“阳为阴纲”讲的是服从与盲从。以人际关系而论，大道与伪道论出的是截然不同的结论。论君臣关系，大道论出的是“君有道从君，君无道从道”，论出的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伪道论出的是“君为臣纲”，“君叫臣死，臣不死为不忠”。论夫妻关系，大道论出的是“妻子好合，如鼓瑟琴”；伪道论出的是“夫为妻纲”，“娶来的媳妇买来的马，任我骑来任我打”。论父子关系，大道论出的是“父慈子孝”，是“父有义从父，父不义子不可以不诤于父”。人际关系，大道主张的是相互负责，伪道主张的是屈从与盲从。 《周易》中的伏羲氏、神农氏、黄帝、尧、舜这些先贤都不鄙薄动手，都不鄙薄做事，都是动手动脑的典范。伏羲氏一方面研究天文，一方面研究捕鱼狩猎。神农氏一方面研究农耕，一方面建立交易市场。《周易》、《管子》、《史记》中的黄帝，研究范围更为广泛，天文历法、家畜养殖、车船、臼杵、弓箭都在研究范围之内。这种行而论道的行为方式在孔子那里发生了变化，变成了“述而不作”的坐而论道。坐而论道，孔子之后成了读书人的基本行为方式。对务农的评价，也发生在孔子那里。务农，在神农氏那里是圣人之事，在周之始祖后稷那里是大人之事，在孔子那里却变成了小人之事。 论证方式变化在董仲舒那里。董仲舒的“三纲”之后，以道论之的论证方式被以纲论之所取代。以纲论之，中华大地上再也没有产生出穿越时空的经典，再也没有产生出第二个百花齐放的百花园。 刘明武指出，发生在老子、孔子那里的变化，完全有纠正的可能。因为儒道两家延续的是文化；文化允许批评，允许讨论，在批评与讨论中，完全可以把失去的东西找回来。发生在董仲舒那里的变化，无法得以纠正。所以然者何？允许批评，允许讨论的文化，在皇帝那里变成了专制文化。专制文化，不允许批评和讨论，所以变质的东西无法还原。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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