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孔子》剧照
当下国人对孔子“至圣先师”的身份，是多有认知的。但一般人并不是特别明了，孔子何以对中国如此重要？这主要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改革者，他的政治哲学，可以说影响了2000多年的中国政治制度。当然，孔子作为一个改革者，更重要的是他提出的政治哲学，如今留存的史料，很难证明他推行过任何事实上的政治改革行动。
孔子虽有贵族血统，但年轻时比较贫困，他自己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他出生时父亲即已去世，也有说他三岁时父亲去世的。孔子母亲去世也不知其年，但多数认为是在孔子17岁以前。《孟子》中记载，孔子年轻时做过管仓库的小吏，目标是“账目要对头”，也曾做过管理牲畜的小吏，目标是“牛羊长得肥壮”。孔子虽胸怀大志，但由于没有继承相应的社会地位，所以一切只有依靠自己努力。
那是一个政治权力世袭的年代，也是一个流行政治权谋与辩才的年代，由于孔子家族的衰落和他率真的性格，注定了他无法在实际政治中扮演一个成功者。在那个年代，只有从政才能获得名声和成就。虽然《史记》认为孔子在鲁国曾做过中都宰，然后官至司空、司寇，包括《孟子》《左传》都有这种记录。《左传》中甚至记载了公元前500年，孔子作为鲁定公之相，参加了与齐国的一次会谈，叫夹谷之会。凭借智慧和勇气，孔子挫败了齐国兵劫鲁定公的阴谋，还让齐国归还了鲁国的土地。然而，这个传奇，千百年来一直被学者怀疑，认为基本属于杜撰。因为如此重要的政治事件，如果真的发生了，不可能在《论语》中会只字不提。与其相关的还有鲁国司寇的说法，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职务，《左传》对鲁国的历史，记载的极为详细，如果孔子真的担任过这个职务，那么《左传》应该有大量关于孔子政绩的描述，然而却没有。
虽然大多数学者认为孔子担任过此职，但也有学者考证，认为孔子做过司寇，基本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官职，一般由重要的贵族担当。有史料表明，在早期鲁国司寇一直由臧氏家族担任。如果孔子真的担任过如此重要的职位，很难想像《论语》中会没有任何记录。更多的可能是，孔子当时在鲁国只是担任过类似政府高级顾问之类的闲职，为君王或当时的当权者提供一些国事谘询。
所以相比于孔子实际的从政生涯来说，更为重要的还是孔子的政治哲学思想。孔子提出“士志于道”，也提出了“君子”这个概念，多次强调了以德行和才能选择官员的重要性。在孔子的观念中，知识分子是“道”的承担者，明道与行道是知识分子的终极使命。孔子对中国的重要性就在于，他为知识分子创造了一个“道统”，来与执政者所代表的“政统”相制衡。虽然今天知识分子又丧失了这个道统。孔子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孔子认为臣首先要服从道，大家共同认可的公共精神，缺乏对这种公共精神的坚守，孔子认为就不是一个合格的臣。道统的依托为“道”，所以它比政统有更高的权威。用代表世间真理的道统，来抗衡君王代表的政统，最终从精神上驾驭政统，自孔子之后成为儒家的社会理想。孔子的期望是，用政治统领社会，用学术统领政治。孔子期望的学术也是源于民间的学术，不受政府钳制的学术，这是他开坛设教的真正动因。
可以说，孔子奠定中国政治治理的很多常识。比如在“子贡为政”那个著名的章节中，孔子就把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看得比军备和粮食更为重要，认为这是一个政府存在的基础。孔子在粮食和信任中，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信任，他的真实意思是，执政者不能为了经济利益而对民众有过多的损害，执政者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的敛财和攫权，而是要设法给民众带来福利与幸福。孔子认为执政者对民众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而不能“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这也是孔子最为重要的政治思想。他认为对民众不应该有不能做什么的严厉规定，而只有应该做什么的典范式引导；不应该有用恐怖来统治的警察国家，而是一个执政者与民众合作性的社会。孔子的很多政治理念与现代民主观念是相通的，强调的社会的理解与合作精神，而不是刑罚与严惩。这些政治常识直至今天，看来仍需普及。
孔子的政治哲学，为此后的中国迎来了一场彻底的社会和政治革新。他强调不以世袭和出身，而以德行和才能选择从政者。孔子虽然没能使弟子们得到世袭的权力，却巧妙地让他们拥有了“君子”之名。从此，“君子”指的是饱学之人，而与贵族身份无关。在这种思想引导下，他去世后的几个世纪内，世卿世禄的贵族世袭政治，开始从中国的大地上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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