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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墓不存 其道焉附?(1)


    明亡清兴,天下板荡,中原知识分子陷入一种“长考”。
    在明清之际的儒学大变革中,北方学界的泰山北斗是孙奇逢。
    孙奇逢,明朝遗民,一生布衣,原籍直隶容城(今河北容城县)。清顺治二年,祭酒薛所蕴以其学行堪比许衡、吴澄,荐其出山,孙奇逢以病相辞。顺治七年,他南徙河南辉县苏门山(百泉书院)。自是,与河南学者结下因缘,“睢州汤斌、登封耿介皆仕至监司后往受业”。
    孙奇逢代表诗作是《读许鲁斋集》,诗云:
    我读公遗书,知公心最苦。乾坤值元运,民彝已无主。公等二三辈,得君为之辅。伦理未全绝,此功非小补。不陈伐宋谋,天日昭肺腑。题墓有遗言,公意有所取。众以此诮公,未免儒而腐。道行与道尊,两义各千古。
    许鲁斋,即许衡,河南焦作人,以北方儒学领袖出仕蒙元。“道行与道尊,两义各千古”,两句用了许衡与另一位大儒刘因的典故——许、刘声名并驰,许应召时,刘问:“公一聘而起,无乃太速乎?”许说:“不如此,则道不行。”之后,刘被召而不赴,有人问他,他说:“不如此,则道不尊。”
    后人论及刘因,多义之;语及许衡,或有闲言碎语随之。孙奇逢以“两义各千古”阐述了自己对许衡的深刻理解——尽管他本人“屡征不赴”,选择的是“道尊”,但他欣赏苦心者的“道行”。当然,他的“两义各千古”也为他的门生铺平了出仕清廷的道路。
    汤斌与耿介,都曾陪太子读书——他们是太子的老师,也是景日  的老师——嵩阳书院的兴复者。另外,张沐、窦克勤、冉觐祖等当世大儒,也都先后在嵩阳书院任教。
    一时间,嵩阳书院成为北方儒学重镇。
    但是,以耿介为首的此次嵩阳书院儒学复兴,存在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过于强调程颢、程颐的至尊地位,在实践上高举的旗帜只是“中州儒学”,由此甚至生发出本不当出现的排他性。
    由此导致“中州儒学”群体走向“封闭”——开始,汤斌、耿介还撰写了一些儒学新著;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封闭”性甚至导致“中州儒学”群体钻入地方文献、特别是嵩山文献整理的死胡同里。
    明亡清兴之际的嵩阳书院儒学复兴,为今天的我们留下了大量嵩山文献,如:《嵩岳志》、《嵩岳文志》、《嵩书》、《嵩山志》、《嵩阳石刻集记》、《嵩岳游记》、《少林寺志》、《嵩阳书院志》、《嵩岳庙史》、《说嵩》等。
    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有“中州儒学”群体眼界不很开阔的问题,也有清朝文字狱盛行的问题等。
    但是,此次嵩阳书院儒学复兴以整理嵩山文献为己任,最为重要的,也许正是景日  等儒者从嵩山的星野、沿革、形势等入手,理出了一个“中”的问题。
    由于新文化的兴起与西方思潮的冲击,“中”的问题一直没能发展成为“中州儒学”的心传,没能发展成为“中”的人文精神与政治哲学,景日  等很快被淹没在“五四”新文化乃至其后文化革命的浪潮中。
    但是,在今天西方自由主义话语中,乃至整个现代政治哲学话语中,“中立性”问题却是一个前沿性的命题——政治中立性的要求是否具有一种道德的涵义或伦理根据?它只是一种完备性学说的结果?它如何在各种不中立的教义中保持中立?中立性能否实现?它是否只能在一种摇摆的受限过程中实现?它是否还容易变得冷漠或者软弱?
    
    位于今登封市唐庄乡陈村西南的景日昣墓保护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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