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社会秩序重整理念与对世风的批评（3）
http://www.newdu.com 2024/10/09 01:10:22 作者：何素花 佚名 参加讨论
| 三、时人对世风的批评与学者官僚的禁抑 明清社会经济的发展，影响至时人观念思潮或行为的改变，近年有许多的研究成果，徐泓对江浙地区社会风气的研究，该文采用地方志风俗项目的记载为主要资料，说明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冲击下，明末社会风气的变迁与对当时经济社会政治的影响。明代后期社会风气，起了相当大的变化，俭仆守礼的风气，逐渐为奢靡僭越的风气所代替，正是明末社会经济发展与政治变化的反映。明初依据制度建立贵贱有等之社会秩序，人人必须遵守礼制所规定的分位，尊卑贵贱各安其位，士农工商各安其生，社会秩序井然，天下因此治平之观念受到冲击。在经济上，重本抑末的政策，限制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安定的农村经济环境和物力的限制，来确保敦尚朴素的社会风气，防止官民渐生奢侈、袎越定制习以成风，有乖上下之分的措施与观念受到挑战。即明末的奢靡相高的风气，冲了原来贵贱有等的社会秩序。但士大夫亦无法在此变化下，有鼓励消费进而提供工作机会的主张，此种观念直至雍正才开始有此体认10。 之后陆续在两岸海内外，研究明末清初社会经济的变化，以至影响社会风气，礼教秩序的崩解，理学与尚情文化之间的冲突，士大夫与民间文化的抗衡与妥协，乃至妇女思想的解放，沿承此一观点脉络，而产生了许多的研究成果，尤其以明末的研究最为丰硕。例如对于士大夫思想行为变化的研究，如郑培凯研究士大夫观念与妇女文化之间的问题，李国彤对于具有妇女解放思想士人的研究，张寿安的研究士大夫对民间文化的妥协，其以丧葬文化为例，言及士大夫甚至是受民间文化的影响，而向民间文化妥协；亦有士大夫打击民间文化，例如蒋竹山的汤斌禁毁五通祠的研究。王鸿泰研究尚情文化下的士人与妓女文化，其提及新女文士的出现，士人与这些出身妓院的新女文士的婚姻，代表的是尚情文化向旧式婚姻关系的渗透，而其在探讨三言二拍之精神史中亦提及，尚情与礼教之间不见得是零和的消长；对于社会经济变动后之下层妇女的研究如衣若兰研究三姑六婆，对于下层妇女的经济活动的面相有重要的成果，林丽月及赖惠敏研究明清妇女情欲犯罪等问题11。 研究成果显示了一个共通的研究论点，愈是变动不确定的年代，秩序愈崩解，礼教的提倡其实或反映士大夫的不安，不见得代表实际的状况。例如明代是女教书非常盛行的时代，它反映的或许也是士大夫对世风的批评最严重的时期。所以不能用文字的表面去认定，当时就是一个礼教束缚很深的时代，很可能只是传统的礼教，不断作最后残喘。此时的宋明理学虽受到冲击与挑战，而学者埃尔曼（Elman）亦提到即使到了十八世纪，孔子仍毋庸置疑地居于中国学术的中心地位，尽管清代的汉学家们掀起新儒学解体的运动，但是，他们仍然希望建立一个维护儒学于不坠的社会机制，儒学一直存在，只是以不同的面貌呈现，例如理学到朴学以至经世之学的发展12，尚情文化、社会经济的变动，并没有让礼教的提倡消失。 时人对世风的批评，或许我们可先从明末清初的讽刺时人行为之笑话讲起；明末清初有著名的笑话集四种，例如赵南星的《笑赞》、冯梦龙的《笑府》，清初明遗民陈皋谟《笑倒选》，清人石成金《笑得好》13。其中提到夫妇关系的情形，有怕妻者，有妻反对丈夫娶妾，甚而也要二夫者，有妻或夫，在毫无隐瞒下发展奸情者。例如赵南星的《笑赞．十四》14： 一人被其妻打，无奈钻床下，其妻曰，快出来，其人曰，大丈夫说不出来，定不出去。赞曰，每闻惧内者望见夫人，骨解形销，如蛇闻鹤，软做一条，此人仍能钻入床下，又敢于不出，岂不诚大丈夫然哉。 冯梦龙《笑府．不寡》15： 妓谓客曰，你便在此作耍，你娘子在家里，客曰，他倒不寡，妓惊问曰，何以不寡？答曰你试详情，他若寡在那里，怎肯放我出来。 陈皋谟《笑倒选．两夫》16： 丈夫欲娶妾，妻曰，一夫则一妇耳，取妾见于何典？夫曰：孟子曰，齐人有一妻一妾，妻曰：若然，我亦当招一夫，夫曰：何也？曰：岂不闻大学序云，河南有程氏二夫。 另如批评极孝，如卧冰求鲤，赵南星谓打开冰亦可取鱼，何必卧冰？17笑话集中反映的夫妻关系的解体，异端冲击对于格套化的孝行等讽刺问题，在时人的政论及文集中亦多处可见。另异端冲击儒学正统，如儒释道教，各自以自己为尊、为正统，如赵南星的《笑赞．三教》提到18： 一人奉三教，塑像先孔子次老君次释迦，道士见之即移老君于中，僧来，又移释迦于中，士来，仍移孔子于中，三圣自相谓曰，我们自好好的，却被人搬来搬去，搬得我们坏了；赞曰：三个圣人都有徒弟各尊其师谁肯相让，原来一处坐不得。孔子有个徒弟姓管，却抵死要让释迦首坐，与他人师弟之情迥别。 以上反映的是儒家正统地位的受到挑战，男女情欲的冲击婚姻礼法。而最高权位者康熙帝，在起居注的记载中，反映着皇帝对民间文化的气愤，主要是民间文化受到异端的影响，例如崇仙佛、淫祠以至影响儒学正统及及宜祀之神；甚至民间受异端宗教的影响，而至朱子丧葬礼俗的破坏，康熙二十八年己巳二月十六日上谕曰19： 朕巡行江，……躬率群臣展祭陵庙，顾瞻殿庑倾圮，礼器缺略，人役寥寥，荒凉增叹。愚民风俗，崇祀淫祠，俎豆馨香，奔走恐后，宜祀之神反多轻忽，朕甚感概。……朕观朱文公家礼，丧礼不作佛事，今民间一有丧事便延集僧道，超度炼化，岂是正理？熊对曰：总因习俗相沿，莫知其非。近见民间丧家，一面修斋诵经一面演剧歌舞，甚至孝子痛饮，举家若狂，令人不忍见闻。诸如火葬焚化，跳神禳赛之类，伤财败俗，不可殚述。 此种民间好仙佛之事，影响的层面，不仅是对丧葬事宜的改变，例如民间亲葬久停不葬，或好火葬，或花费巨资超渡忏佛等事宜，甚至可能影响至礼教的正统地位。例如张寿安的研究十七世纪中国儒家思想与大众文化间的冲突，礼教在实践于民间的过程，却因受到大众文化的影响，而不得不妥协改变。此一妥协的现象不仅发生在一般百姓的行为上，也同样发生在积学硕德而极富盛名的儒者身上。儒家礼 追 琐及其讳言生死问题，或是儒家礼法无法在民间实践的原因20。民间的宗教行为受到异端邪教的影响，影响至丧葬礼仪，影响至人伦秩序的变化。宗教行为，正如康熙帝所言，它不仅是冲击着儒学正统的异端，如地方官张伯行所言，它影响的层面是很广的。《张清恪公年谱》里，张氏在福建任官，面对当地瘟神崇拜，他表明不以为然的看法，而有毁祠之举动21。宗教寺院多有鬻买民间无力生养的子女为尼，破坏了家庭伦理秩序，儒家观念里的男大当婚、女当嫁的观念受到破坏。 清初理学受异端冲击之现象，主要即是儒禅、儒释之辨，过去理学家虽多有习禅的历史，但出于儒家卫道的立场，却也多是辟禅的健将。禅宗主张扫除一切外在的偶像崇拜、经典教条和传统佛教的理论体系，也对儒家的伦理规范体系构成威胁。明末的陆王学派分别儒释即在社会伦理问题，这派学者认为儒者重视社会群体的道德关系和酬酢应对，而释氏则割断社会人伦关系，不耕不织，不婚不嫁，离群索居，以自了生死为大事，因而判分儒释也就归结于为公义经世者为儒，为私利出世者为禅。理学即视佛者即为不事生产、不能事亲以孝、事君以礼。例如朱子即言：「佛老之学只是废三纲五常，这一件事已是罪名极大，其它不消说。」22而谓佛学以生死恐动人，以轮回说迷惑人。而理学的鬼神观，只认为天地山川圣贤祖考等有祭祀的必要，其它民间迷信的祭祀活动，都被视为淫祀而加以排摈。自然灾害出现，理学家将其归结为阴阳二气失和，鬼神或可用二气来代之，许多理学家参予祈雨活动，就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进行的。而祭祀之观念如《礼记．祭统》言： 夫祭之为物大矣，其教之本欤！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则教之以尊其君长，内则教之以孝于其亲，是故明君在上，则诸臣服从，崇事宗庙社稷，则子孙顺孝。尽其道，端其义，而教生焉。 理学家可以说是不相信偶像之神23。张伯行在福建与江苏主要治理地点的理念即根基于此，毁淫祠改建书院之动作即属之。 新的宗教行为活动，对民间文化原有的儒家礼法产生了一些危害现象，例如民间迷信风水之说，而至亲葬久停不葬，民间闹阻禁葬，甚而火葬父母与中国人全尸观念发生冲突，或相信轮回转世之说至耗费超渡送葬，张公在闽吴之地均曾发出告示禁止。这种风气民间小说亦多有记载，如《镜花缘》第十二回，吴之和道24： 小子向闻贵处世俗，于殡葬一事，作子孙的并不计及死者入土为安，往往因选风水，置父母之柩多年不能入土，甚至耽延两三代之久，相习成风，以至庵观寺院，停柩如山， 盎慕迹∝任奘⑶业比 有力时，因选风水磋砣，及至后来无力，虽要求其将就殡葬，亦不可得，久而久之，竟无入土之期，此等情形，死者稍有所知，安能瞑目？况善风水之人，岂无父母，若有好地，何不留为自用？如果一得美地，即能发达，那通晓地理的发达曾有几人？ 在地方官的告示中，提及丧葬之俗的缺失，要求民间更改不良风俗，如严禁停棺不葬，亦指出吴下风俗，多受风水观念影响，或停柩在家，或浮厝于野，甚有至水火之灾，而至尸首全毁者，故劝民及早让死者入土为安，且以孝为前提下严禁烧棺25： 为广孝思事，照得生事死葬乃人伦之大经，掩骼埋胔为政治所特重，故有丧之家将尸棺烧化者律有明禁，而苏城恶俗每亲棺舁顿官坛，一任风雨漂摇摧残剥落年月日久，不得已积薪厝火以为送终之计，甚至有随到随焚，秽气冲天路为之颡恅，死者能无怨恫乎，殊不知，古之孝子负土成茔片壤即可安亲，何至使父母血肉一本之体，投之烈焰之中目睹销骨烬之惨，其心之惨忍一至于此，殊可痛恨。 另吴下风俗在丧葬方面，则受奢靡之风及宗教超渡观念的影响，如其告示《禁闹丧阻葬示》到民间多费巨资在发丧前一日，先期作乐，延宾张筵演戏，名曰「闹丧」，士大夫认为民遇亲人亡故，应该是哀痛不及，尤其是如遇父母死亡，应让其早入土为安。而为亡者超渡之俗，张公谓乃世俗惑于释典，认为可以超渡亡者前世之罪孽，殊不知，为子者应反身求德才是尽孝之道，如果能将这些花费，广置祀田，方才能福延子孙26。而闽地之风气如福建地方志的记载，在清初时，亦是望风披靡，风 浇薄处处可见。例如方志中载有德化县、同安县、汀州府与兴化府、绍武府、漳州府、海澄县等多有宗教行为影响至丧葬行为的改变，好巫鬼以至不遵家礼者27。 在地的地方官员，如曾在福建江苏任官之汤斌、张伯行及陈弘谋等人，在文集、地方的告示中，即不断的呼应康熙帝相同的忧心，而提出了他们对问题的呼应看法。但是诚如前文提到，康熙垂垂老矣的告诉张伯行他自己的感想时，可以发现，这些曾历任江南或东南地区的大吏，虽在文集中展现出他们的治迹，但是在此我们可以说，这些治迹的延续性是要打折扣的。江南地区风俗之颓坏，对于崇本抑末的社会经济秩序的挑战。东南地区的移风易俗工作，康熙帝提到南人多好奢靡而至家无积蓄，其派遣张伯行此一来自质朴之北方──河南之地出身，或是有意的？康熙于二十三年南巡回銮时，即特别强调亟于整顿江南的理念，其谓「南人俗靡，家无储蓄，日所经营，仅供朝夕28。」奢靡之风表现在衣服制度之违制，连官员都受影响，上朝与退朝后居家服饰竞尚奢华，喜穿貂皮而致衣裘价贵29。逐利之情而至好靡费，比比皆是，如前提及的丧葬之俗外，另受奢靡之风影响，民间动辄演戏谢神，亲友宴会，亦耗费巨资30： 一搭台唱戏向有严禁，讵闽俗夙尚奢侈，或藉平安赛愿，或因亲友宴会，动演优俳喧闹庭堂，殊不知富人一席，贫人半年，且人众杂集每起风波，小则斗殴大则构讼，富者花费银钱，贫者妨农失业，甚至寺庙中之妇女，拥挤而不知丑，街市之内盗贼，混杂而不知防；除严媌究处外，嗣后须各安生业，如有仍前不遵者，许两邻据实呈首州县……枷示仍罚米十石，如两邻容隐不报者，亦各罚米五石以备赈济。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十一月初四上自江宁回銮，上谕曰31： 朕闻江 喜聘 之地，今见通衢市镇似觉充盈。至于乡村之饶，人情之朴不及北方，皆因粉饰奢华所致。……念吴地逐末者众，侈靡成习，而民实贫困，特命守土重臣严立教条，崇本抑末，以挽颓风，是以正风俗厚民生也。 农业与商业即是本末，社会当时的风气，在商品经济达下，一般人的价值观念，已经成为本末倒置，追逐金钱。这对原有的以农业自给自足为主的传统中国社会经济秩序，无异是一冲击。追逐金钱之下，社会风俗自然大坏，人心浇薄，产生了好斗、好讼、好色、淫辞邪说当道、服饰违制等一连串秩序不定的问题。因此就在康熙帝与臣子不断的面对江南风俗在进行讨论时，出现忿懑之情，与对臣子不能解决江南问题的不满，如前所言，不免也开始怀疑自己识人的能力了。 康熙当初制定的《圣谕广训》以及颁行《御制耕织图》时，即不断的重申社会秩序维持与重整古风之理念。前者《圣谕广训》如王尔敏的研究，清康熙帝在九年颁布圣谕十六条，通行全国，使庶民日常记诵。士子考试并须默写，经雍正二年逐条解细加申解，嗣即推广全国，成为民间销行最广之书，下至知书之士，上至地方高官均须倡率宣讲，凡知书求功名科甲必须读圣谕广训，讲圣谕即成为地方官之一种活动的名称，抑且是地方施政的一项要目32。其宗旨在建立一崇本抑末、男耕女织、勤俭朴实、藏富于民的经济型态，风俗纯厚、男女有别、尊重儒学、排斥异端的社会秩序之目标。33其经济理想在《御制耕织图》亦提到， 熙皇帝在三十五年时，其序中言「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原也。……爰绘耕织图各二十三幅，朕于每幅，制诗一章，以吟咏其勤苦，而书之于图。……农人胼手胝足之劳，蚕女茧丝机杼之瘁，咸备极其情状，复命刻版流传，用以示子孙臣庶，俾知粒食维艰，授衣匪易34。」皇帝颁行耕织图欲以皇室以身作则，在宫廷设一示 范性的男耕女织的田园景象，目的即在昭示崇尚本业的重要性。而地方官吏亦是不时的响应着皇帝的政策，如张公亦有《 耆安仙Ｊ 》，如何重返质朴的农业社会，崇本抑末，虽在其告示中显得欲振乏力，但却是主要的中心意旨。 农桑为王政首务，是耕稼之余蚕桑是急，且闽地气候风和，暑多寒少，植桑养蚕最为美利，业经本都院出示劝谕尔民，凡于所在旷土平原宜多种桑木，各处人家妇女务必操习蚕工，无非厚望尔等百姓，咸 路崛 免得饥寒计也。乃闻常属习俗浇漓，贫民生有子女不思训迪义方教习女红，使之成立以敦天性，惟希重价远卖他方，俾儿女背乡离井或为人奴隶磨折鞭笞，或堕落娼优辱身贱行，止贪一时之厚利，不顾骨肉之分飞，皆由一等渔利奸徒，名曰官媒人，官媒婆，窥见贫民子女姿容秀美，即钻营打合卖与远方，价或数十金或数百金，从中抽分偏手媒钱谢仪，反十得其三四，更有不法囤棍，收留别乡隔县女子，在家装束，令远方之人招摇观看觅利趁钱，若得售主，即勒除赁衣钱若干，饭食钱若干，一盘扣算，卖子女者所得无几，囤户所获反倍；嗟此良家儿女一入棍窟教习吹弹杂技，献笑逞妍，流落于梨园贼伍，沈伦于楚馆平康，兴言驭此殊堪发指合亟出示严禁为此示仰。35 告示中明白指出了社会重要趋势，废农逐利，民受利欲熏心的影响，学者官员认为影响至大。虽然学者布雷（Bray）指出，官员的劝农桑，其实不见得是真的重视女性在纺织劳动力方面的价值，有时只是意识观念的维持36，但是 耆安仙 之示，不仅上自皇?的《御制耕织图》在表达这种概念，在下的地方官僚亦时时的重申，农桑是具有维持崇本抑末之社会经济秩序维持与藏富于民的重要性。妇女离开家门冶游，放着农桑之业不管，甚而在金钱导向下，舍农桑之业，而往声色事业去发展，如告示中明白指出，中介之官媒人，如何藉贫家无力养育子女，而鬻买远卖梨园和妓院，在清初禁娼禁梨园的情形下，这种情形当然倍受注目。 在小说《镜花缘》第十二回提及奢费之情，吴之和道37： 又闻贵处宴客往往珍羞罗列，穷极奢华，桌椅既设，宾主就位之初，除果品冷菜十余种外，酒过一二巡，则上小碗小盘，其名南唤小吃，北呼热炒，少者或四或八，多者十余种至二十余种不等。其间或上点心一二道，小吃上完，方及正肴。菜既奇丰，碗亦奇大，或八九种至十余种不等……其肴不辨味之好丑，客以价贵为尊…… 种种耗费问题，士大夫认为不仅对节俭观念有妨，甚至影层面至广，如平安赛会演戏酬神，动辄数月半年，进而倒致妨农失业及妇女内外防闲的问题。另如表现在婚姻费用上，婚宴靡费，重视聘财与嫁奁。此种风气，富者影响至贫者，而至有力者，备置重妆奁以骄夫，无力则无法备置妆奁，以至婚嫁无期，而造成内有怨女外有旷夫。因此以维持人伦之秩序为前提下，张氏在闽及吴地均颁有劝及时婚嫁的告示。《婚嫁丧葬奢华示》中提到闽地之情形38： ……其在省会惟夸嫁妆，情愿嫁女千金，不能教子一经，排箱倒笥照耀街市，铺纨披锦辉煌里闾，一物不备女不登车，婚家责备其丰甚且勒索随车田业折仪银两，痴人变产以应或勉强无措，稽延年月女至逾笄不得出阁，内有怨女外有旷夫嫁妆之害大矣。父母不训女顺，正第欲女挟所有以骄其夫，非所以教义也，入门之后，匝月鼓乐或至半月或至累月，且连旬设酒戏，动十余席糜费已极，…… 至于吴地之情，告示《及时婚嫁以敦伦化示》显示39： 乃闻吴俗浇漓世风日下，或争聘财之厚薄许字愆期，或计奁赠之有无作配旷日，或听奸媒之簧舌贻误终身，或因渎卜之狐疑难谐两姓，或初心改于贫富丝萝辄起讼端，或成言变于死生婚媾倏同敌，遂致寒闺弱女徒嗟针线年年单户……甚或纠党抢娶逐婿再婚，丧廉耻之天良，坏伉俪之人纪，法网而入奸狴，不独深为可恶抑亦深为可伤……毋以门楣相继，毋以奢俭生嫌，择婿不好高，守分者即为佳偶，娶媳无庸求备受教者便可持家。 此种奢靡情形，至而造成市民以钱财富贵为导向，重视聘财下，逼女退婚或改嫁者，对于士大夫来说，不重男女双方品德，将婚姻当儿戏，甚为可耻。至于时人是否真能舍富贵，而只要一位贤德之媳妇，这就要持保留的态度了。清代家训集《课子随笔钞》中抄录时人如蒋伊、景暹、席本桢的家训观点，即多有提及嫁娶之奢靡、重聘财之风，似乎是已不可挡的现象。此种不可挡之势，甚至造前所言骄夫之情，而传统女教观认为娶一贤妇对夫家影响至大的观念下，如何导引妇女有正规的妇德观念，进而兴夫旺家，防范于未然的女教观，亦是学者官僚如张伯行不能忽略的管道，如其所辑《课子随笔钞》或未刻之《闺中宝鉴》，即欲达到此种功能。 时人对于妇女行为失序的记载与感叹，家训集中提及多处明清影响妇女行为的共同问题，如因经济变动而产生之三姑六婆，其产生的问题不只是他们进入别人的家庭之中，甚而是导引妇女心向户外，引介妇女参与庙会活动，模糊了内外领域，假借宗教之名，行男女混杂之实，甚至败坏社会风气。这些反映在家训中，多见明清有延续性的特色。三姑六婆如近人衣若兰研究，在清中叶，此辈人物甚而进入大官人家亦是常见，小说《镜花缘》提到此辈人物之招引妇女，吴之祥道40： 向闻贵地有三姑六婆，一经招引入门，妇女无知，往往为其所害，或哄骗银钱或拐带衣物，及至妇女察知其恶，惟恐家长声张得知，莫不忍气吞声，为之容隐；此皆小事，最可怕的，来往既熟，彼此亲密，若辈必于此中设法，生出奸情一事，……诸如哄骗上庙，引诱朝山，其法种种不一。 而妇女入寺烧香，在时人眼中，危害甚大，多是寺庙人员借机敛财，妇女甚至隐瞒家长，耗尽闺阁之财，如清人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提到41： 神田氏媪，诡言其家事狐神，妇女多焚香问休咎，颇获利。妇女所必不免者，惟产育以是有罪，以是罪为非忏不可，而闺阁之财，无不充功德之费矣。 而妇女冶游之情，《儒林外史》第四十八回则提到42： 王玉辉……一路来到苏州，……问饭店的人道：这里有甚么好玩的所在？饭店里人道这一路上去，只得六七里路便是虎邱，怎么不好玩！……看见那些游船，有极大的，里边 梁画柱，……一路游虎邱去，游船过了多少，又有几只堂客船，不挂帘子，都穿极鲜艳的衣服，在船里坐吃酒。王玉辉心里说道：这苏州风俗不好，一个妇人家不出闺门，岂有个叫了船在这河内游荡之理！……一直往虎邱那条路上去，其见一路卖的腐乳、席子、耍货，还有那四时的花卉，极其热闹。也有卖酒饭的，也有卖点心的。 如《醒世姻缘》第七十三回即提到43： 那三月三日玉皇船会，真是人山人海，拥挤不透的时，可也是男女混杂，不分良贱的所在，但俱是那些游手好闲的光棍，那些无拘无束的婆娘，结队出没，可也再没有知书达礼的君子合那秉礼守节的妇人到那个所去的理，也有或是光棍劫众，把妇女受了辱的，也尽多这打了牙往自己肚里咽的事。 看戏听戏之盛，实是禁不胜禁，民间好戏之情44： 瞧了瞧那些听戏的，也有那咂嘴儿的，也有那点头儿的，还有那丹田里运气往外叫好儿的，还有那几个侧耳不错眼珠儿的当正经事在那里听的。看他们那些样子，比那书上说的闻诗闻礼还听得入神儿。 从时人还将唱歌、看戏、看小说、听说书、信占卜、祀鬼神分别比之为儒者六经，即诗、乐、书、春秋、易和礼45，可见在市民社会中，其风之盛，而梨园中人，甚至成为士大夫宴会之座中客，《儒林外史》言「此风久矣」，「这些缙绅士大夫家筵席间，定要几个梨园中人，杂坐衣冠队中，说长道短，这个成何体统46。」治理地方大政的张公，亦感受到同样的问题，颁布一连串的告示，将妇女活动一网打尽，针对苏人好游，尤其是每遇佳辰，画舫云集，士女杂沓，演剧饮酒名曰胜会，所费无算，因此，张公严立禁示，其年谱提及，告示禁后，名胜之地游人遂变少47。另禁妇女入寺烧香，有《禁妇女入寺烧香示》。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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