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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宇烈:玄学与中国传统哲学(4)

后人所解理的玄学"忘言得意"论,常常是合王弼、郭象两者的方法而言的。无论是因言象而得意,还是超言象而会意(冥合),其中的关键都在于强调要充分发挥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没有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是不可能得意的,而得意之深浅,又与认识主体的素质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此而言,这种认识方法包含了由外而内,由内而外,得之于外,证之于内,内外合一,主客通明的过程。这也正是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法中的一些最重要的特点。 
    我认为,著名理学家朱熹在论述"即物穷理"时所说的那一番话,即"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大学注》)正是对于王弼、郭象"得意"论思维方法的继承和进一步的发展。
    玄学的"忘言得意"论不仅在中国传统哲学的认识方法上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创作论和欣赏论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得意"是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最主要特点之一。
    在中国古典文艺理论中,认为文学艺术的创作,最重要的是"立意"。这里所谓的"意",从字面上说是泛指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而进一步具体地讲,这种思想内容往往又是指带有某种一定倾向的、一个历史时期的最根本的政治、伦理之道。三国时吴郡著名文学家陆机(261-303)在其《文赋》一文中就说道:"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常常担心自己的意思(认识)不能符合事物的实际情况,而所写的文章又不能完全表达出这些思想内容。这里的"意"虽然还是比较笼统地指一般的思想内容,但也可以看出,他是把表达"意"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的。
    在梁刘勰的名著《文心雕龙》《原道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说法:"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这里所说的道,既有"观天文以极变"的自然之道的含义,也有"察人文以成化"的社会政治、伦理之道。这句话的意思是,"道"通过圣人而流传于文章中,圣人借助文章来阐发"道"。这里已经表露出了文是用以明道的意思。沿此而进,到了北宋的周敦颐那里,就十分明确地提出了这样的命题,即"文所以载道也"。(《通书·文辞》)"达意"、"明道"、"载道",都是从文学、艺术思想内容方面来说的,而从文章、诗歌(特别是在一些形象性的艺术作品中,如绘画、书法、戏曲等)的技巧表现上来讲,则即是人们常说的贵在"传神"(晋代著名画家顾恺之就明确提出绘画应当"以形写神")。上述各点构成了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创作论上的最主要的理论和特点,而这些理论的形成又是与玄学"得意"论的影响分不开的。
    比起对文学艺术创作论的影响来说,玄学"忘言得意"论对于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欣赏论的影响,更为巨大。对于文学艺术,中国传统的欣赏习惯,最注重于得意于言外(形外),喜欢那些"意犹未尽"、"回味无穷"的文学艺术作品。因而对于那种只能就眼前呈现的形象来评论文学艺术的人,则认为根本不够一个真正欣赏者的资格。如北宋文学家苏轼(东坡)在一首论画诗中写道:"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书鄢陵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之一,见中华书局1982年版《苏轼诗集》卷29)
    不仅如此,人们在观赏中所得到的"真意"(包括对文艺作品的观赏和对自然风光的观赏),也往往不是语言所能表达的,而是超出言语之外,而靠自我去心领神会。如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365-427),在他那首脍炙人口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诗中,其最后两句就说明了这样的观赏特点。诗曰:"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是说,他当时在十分轻松自在("悠然")的心情中所领略到的"南山"风光:"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其中的"真意",是无法用语言表述清楚的,而只有忘却语言,去自我体会、回味。
    中国传统的文艺欣赏中,最喜欢谈"诗情画意","韵味"("气韵"、"神韵"等)、"境界"等等,都不是停留在表面言象上所能领略到的,也不是语言、形象所能明白表达的,真所谓"只可意会,不能言传"。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不拘泥于言象,而注重于得意的欣赏论,给文学艺术欣赏者带来了极大的自由性。同一作品,同一自然风光,不同的欣赏者从不同的角度去观赏,用不同的心情去体会,结果对于作品所包含之意,以及各人所得之意,往往相去甚远。而且,即使是同一人欣赏同一作品或自然风光,在不同的环境和心情下,也往往前后有极大不同的体会和所得。借用一句中国的老话来讲,即所谓"诗无达诂"。在这里,欣赏者可以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以至可以完全离开创作者的原意,而体会出另一种新意来。
    在玄学"忘言得意"论影响下形成的这些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创作论、欣赏论上的特点,构成了中国古典文学艺术中以表现主义为主的鲜明特点和传统。
    玄学的"忘言得意"论,无论在认识的思维方法上,还是在文学艺术的欣赏习惯上,都表现出一定的主观随意性。这从一方面来说,反映了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中缺乏精确性的弱点、缺点,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却又反映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的主观能动性和灵活性,并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起到解放思想的作用。如玄学本身,即是借用这种思维方式,把人们的思想从两汉今文经学的荒诞和古文经学的繁琐中解放出来。从而开创了一种简约而深邃的义理之学。宋明理学正是继承着这一方法而发展起来的。
    玄学对于中国传统哲学(以至整个文化)发展的深远影响,远不止本文以上所列两点,本文只是希望起一抛砖引玉的作用。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