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涛：竹简《性自命出》与《孟子》（1）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8:11:01 天益网 佚名 参加讨论
本文最初完成于2002年，并在清华简帛会议上宣读，当时一些学者对笔者将“故”字训为有意识、有目的的行为，提出疑问，时裘锡圭先生在坐。03年裘先生写了《由郭店简〈性自命出〉的“室性者故也”说到〈孟子〉的“天下之言性也”章》一文，肯定笔者对故的训释是很正确的，同时对“故”做了详尽的考释。读裘先生文，使我大开眼界，认识到我在“故”字的训释上有不准确的地方，但我认为裘先生可能遗漏了“故”字积习、习惯的用法，而这可能才是《孟子》“天下之言性”章的真正含义。另外，我对裘先生对《孟子》该章的解释也有不同看法，故对原文作了修订，正式发表，并求教于裘先生及各位读者。 《孟子·离娄下》“天下之言性”章是孟子讨论人性的一段重要言论，但是由于个别文字难以训释，其内容一直不被人们理解，影响了孟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新近出土的郭店竹简《性自命出》中，一些文句与“天下之言性”章有可沟通之处，为我们破解该章内容提供了重要材料。本文拟结合新出土竹简材料对该章文字进行训释，并由字义训释进一步探讨孟子性善论思想。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 读过《孟子》的人都知道，其《离娄下》“天下之言性”章非常难懂，千百年来使注疏者费尽了心机。其文云：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此章难解，就在“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这一“故”字。此章下文又说，“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此两个“故”字应为同义，所以以往学者往往根据“苟求其故”的故字来推测“则故而已矣”这一故字的含义。如汉赵岐《孟子章句》说：“天虽高，星辰虽远，诚能推求其故常之行，千岁日至之日，可坐知也。”了解了星辰过去的运行，千年之内的日至都可以推算出来。释“故”为“故常之行”，即星辰自身的运动规律。与此相应，释“故而已矣”的“故”为性的常态和特点： 言天下万物之情性，当顺其故则利之也。改戾其性则失其利矣。若以杞柳为桮棬，非杞柳之性也。恶人欲用智而妄穿凿，不顺物之性而改道以养之。禹之用智，决江疏河，因水之性，因地之宜，引之就下，行其空虚无事之处。如用智者，不妄改作，作事循理，若禹行水于无事之处，则为大智也。 顺从性的常态和特点则有利，穿凿妄为，改变性的常态和特点则失其利。所以下面又说：“能修性守故，天道可知；妄智改常，必与道乖。性命之旨也。”赵岐注释此章时，联系到孟子“顺杞柳之性以为桮棬”的观点，是其可取之处，对我们理解该章极有参考价值。不过从“天下之言性也”一句看，孟子是引述当时人们的观点，并加以评论，而赵岐注显然没有反映出这一点。另外，其对“故”字的训释也显得含混、不够明确。 宋代以后，理学兴起，《孟子》因为被列入“四书”而倍受人们的重视，理学家对此章多有讨论。如朱熹《孟子集注》说：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迹，若所谓天下之故者也。利犹顺也，语其自然之势也。言事物之理，虽若无形而难知；然其发见之已然，则必有迹而易见。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犹所谓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也。然其所谓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势，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矫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为恶，水之在山，则非自然之故矣。 朱熹释性为“人物所得以生之理”，而释故为“已然之迹”。按照朱熹的看法，理属于形而上，是“若无形而难知”，但它可以在具体事物中表现出来，“然其发见之已然，则必有迹而易见”，所以天下讨论性的人，根据性的“已然之迹”就可以了解到性本身，就象从星辰的“已然之迹”，就可以知其运行规律一样。朱熹的这个解释是建立在他“理”“气”、“未发”“已发”的理学观念之上，更多的是一种哲学创造，它与孟子思想存在着一定距离，是学界公认的事实。 宋代著名理学家、心学派代表人物陆九渊对《孟子》此章亦有解释，其《象山语录》云： “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此段人多不明其首尾文义。中间“所恶于智者”，至“智亦大矣”，文义亦自明，不失孟子本旨。据某所见，当以《庄子》“去智与故”解之。观《庄子》中有此故字，则知古人言语文字，必常有此字。《易·杂卦》中“随无故也”，即是此故字。当孟子时天下无能知其性者，其言性者，大抵据陈迹言之，实非知性之本，往往以利害推说耳，是反以利为本也。夫子赞历明易，治历明时，在革之象。盖历本测侯，常须改法。观革之义，则千岁之日至，无可坐致之理明矣。孟子言“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正是言不可坐而致，以此明不可求其故也。 陆九渊释“故”为“陈迹”，是取“故旧”之义。但这样以来，下文“苟求其故”的故字便不好解。所以陆九渊实际是把上面一章分为三个不同的部分，认为前面是孟子对当时人性论的评论，批评当时之人据陈迹言性，以利害相推算，忘记了性的根本；中间一段是孟子关于“智”的观点，并认为其“文义亦自明”；后面则是讲“赞历明易，治历明时”，并根据“历本测侯，常须改法”，改“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为“不可坐而致”。陆九渊素以不读书自诩，且主张“苟得于心，《六经》皆我注脚”，故常常妄改经义，此章即是一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