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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春梅:上博藏简与儒学研究(1)

1994年5月,上海博物馆斥巨资从香港抢救回1200余枚战国楚简,据整理者推测,这应是“楚国迁郢以前贵族墓中的随葬物” (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前言》)。这批楚简共35000余字,内容涉及哲学、文学、历史、宗教、军事、教育、政论、音乐、文字学等,有近百种古籍,其中除少数有传世本外,多数是佚书(陈燮君:《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序》)。这是继郭店楚简之后先秦古籍的又一次重大发现。消息一经公布,即在中国学术界和海外汉学界引起强烈震撼。在大家的翘首期盼中,由马承源主编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以下简称《竹书》)第一册于2001年11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包括《孔子诗论》、《缁衣》、《性情论》三篇简文,其中的《孔子诗论》立即成为众所关注的焦点,几乎成为2002年简帛研究界全年讨论的中心话题。2002年1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了《竹书》第二册,内容更加丰富,价值更可珍贵。《竹书》到手,挑灯夜读,兴奋难眠,喜不自胜,几乎是学者们的共同表现和感受。可以预想,随着上海博物馆藏1200余枚竹简的陆续发表,这种兴奋欣喜将会像海潮一样一浪接一浪,不仅给人们带来无上的愉悦和美感,而且浪潮拍岸,旧迹刷新,中国学术史上一道新的亮丽的海岸风景线必将由此产生。 
    一、相关学术会议
    围绕新出《竹书》,本年召开了一系列高水平的学术会议。1月12日,《文艺研究》编辑部与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中华文化研究所联合在北京召开了“《中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与先秦诗学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60余位学者,共同就《孔子诗论》的整理与内容,及其对中国文学史、艺术史、文化史的影响进行了深入讨论,并本着百家争鸣、繁荣学术的精神,从与会专家的论文中选录部分作为一组笔谈,发表于《文艺研究》2002年第2期。3月31日至4月2日,由北京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和台湾辅仁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新出楚简与儒学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清华大学举行。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一百余位专家、学者,围绕新出楚简与儒学思想展开广泛讨论。会议印发了《新出楚简与儒学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论文续集》及《清华简帛研究》第二辑。前者总共收入与会作者论文46篇,多数是对上博《诗论》简的研究;后者收入论文27篇,是从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出土简帛与先秦秦汉思想史研究”课题组2000年以来发表的近百篇论文中精选出来的代表作。清华大学和上海大学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合编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由上海古籍出版社赶在会议召开前出版,并作为珍贵的礼物分赠与会代表。此书收入论文43篇,汇集了国内(包括港、台地区)学者在这方面研究的一批最新成果。7月28至30日,由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和台湾楚文化研究会共同主办、上海博物馆协办的“新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来自海内外的70多名专家学者就上海博物馆馆藏战国楚竹简、郭店楚竹简以及其它新出土文献进行了广泛的学术研讨。
    除此之外,不少大学和研究机构还举办了一些形式多样的研讨会、讲读班等。如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一如既往,定期举办“简帛讲读班”活动;南京大学于本年1月18日开始启动“简帛暨出土文献研讨班”,每月举行一次研讨会,并根据进展安排研究专题报告会。这一切都显示出简帛学热度的升高。与此相应,许多学术期刊也紧追学术前沿问题,相继推出一系列新作、力作,《中国哲学史》、《孔子研究》、《文艺研究》、《齐鲁学刊》等刊物,均开设了上博简与儒学研究专栏,发表了许多学术价值很高的研究论文,为推动新出楚简与儒学研究的进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对学者们来说,除了举办各种形式的研讨会以加强交流外,最快捷方便的交流方式莫过于网上交流。两册《竹书》的出版,使“简帛研究网站”(以下简称“简帛网”)更加火爆,新作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许多学者的论著往往先在网站公布。在这里,大家以超高速度及时交流研究成果,共享学术信息,极大地推动了简帛研究的发展。最古老专门的学问与最先进新潮的技术方式结合,这也是学术界的一大奇观。
    总的来看,本年度的新出简帛与儒学研究主要以上博简为兴奋点,其中对《孔子诗论》的研究成绩尤大。郭店简的研究在原有基础上有新的进展,其中《性自命出》一篇,因为有上博简《性情论》这一同篇异本的出现而再度引起学者的特别关注,并在认识上有所深化。对其它出土简帛也时有作品发表。限于篇幅,仅对有关上博简和郭店简的研究状况略加介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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