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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钢:《几何原本》的传入与焦循易学解释学(1)

《几何原本》写成于公元前3世纪,是世界数学史上的著名经典。它通过选取少量原始概念,再设定几条不需证明的几何命题,作为定义、公理、公设,使之成为全部几何学的出发点,然后运用逻辑推理证明其余的命题。整个几何学体系,呈现出由简到繁的演化过程,后人称之为公理化体系。《几何原本》于明末传入中国之后,引起了中国学人的重视,刺激了天算学的复兴,引起了以数学为基础的世界构图与思维方式的变革。我们准备以焦循为例,研讨《几何原本》传入所引发的经典诠释上的革新。 
    一、经学与天算学:焦循思想的中心话题
    在《几何原本》前六卷译本传入中国之后,明末清初的知识界表现出了学习这部著作的巨大热情。虽然这部书的流传并不广泛,但它对当时中国学人的思想上产生的冲击力却是不可磨灭的。紧随着译本,出现了一批研究学习的著作。如孙元化的《几何体论》、《几何用法》(1608),方中通的《几何约》(1661),李子金的《几何易简录》(1679),杜知耕的《几何论约》(1700),梅文鼎的《几何通解》等。此外,还有一些著作虽不是专门的几何学著作,但它们都受到了几何学思维方式的深刻影响。
    焦循年青时并没有全力研究算学,而是汲汲于当时最受关注的名物考证之学,著有《群经宫室图》。这是当时最前沿、最时髦的学术课题之一。在考证过程中,焦循认为郑玄注有错,为了将意思讲通,不惜改动了郑注。为此,惠栋的弟子、学术辈份比焦循高的江声专门来信辩论,焦循又复信抗辩。在辩论过程中,焦循注意到,惠栋开创的吴派学人在治学中有一个不言而明的假定,即汉儒的注解是最可信赖的学术资源。在《群经宫室图》中的研究中,焦循坚持认为,如果不修正郑玄的注释,有一段话根本无法讲通。在辩论过程中,焦循以及学术好友阮元都意识到,曾经给考据学开辟过辉煌希望的惠栋学派,其方法论走入了严重的误区,因为吴派以汉儒的经传作为判断真理的标准。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儒学将重新走入闭塞的死胡同。在为焦循《群经宫室图》所作的序言中,阮元提出了新的学术标准:“求是”而不是“从古”。阮元说:“余以为儒者治经,但求其是而已矣。是之所在,从注可,违注亦可,不必定如孔(颖达)贾(公彦)义疏之例也。”这是阮元与焦循的共同看法。
    与所有的人文学术一样,对一个问题的研究往往是言人人殊,你来我往,争得不亦乐乎。从今天的阐释学的角度看,在你来我往的热烈争论之中,学人们通过对话,相互拓宽了视野,增加了理解,从而体察到了人文学的真理。经学研究历史悠久,注疏材料众多,层层累积,与其他人文学科相比,其中的争论更多,很不易得出人所共认的结论。但在乾嘉学术的鼎盛时期,焦循、阮元(尤其是焦循)等人却为这种现象深感不安,并设想着一种更好的解决方案。
    在焦循看来,当时的许多经学争论都是无根之谈,它的终极基础是汉儒经传,其本身算不上可靠的真理,但是,和以往的宋明理学相比,汉学的确是当时的学人不能须臾离开的出发点,是一种既不能完全靠得住、但又不可离开的基础。焦循憧憬着这样的一种学术:它的真理不依赖于争论,它的真理是直观自明的。焦循正在学习的天算学,给他提供了这样的一种可能。对焦循来说,一道复杂的算学题,它的结论是否正确,并不需要争论。只要将答案代入题目之中,经过加减乘除的计算,正确与否即可验证,正误双方都不必浪费太多的口舌。倘若经学真理也具有算学真理一般的真理性,那该多好。这一想法,一定曾在当时许多学人的心目中出现过。在其后的若干年内,焦循将主要的精力投入到了天算学研究之中。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