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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渊清:阜阳双古堆1号木牍札記二则(2)

 二.“中尼曰史鰌有君子之道三” 
    编号42:“中尼曰史鰌有君子之道三”。
    胡文注曰:“见《家语·六本》、《说苑·杂言》。”韩文注曰:“本章见《说苑·杂言》:‘仲尼曰史鳅有君子之道也。’《家语·六本》作‘史鳅有男子之道三焉!’”
    史鰌为孔子同时略早之人[4],其人其事,王蘧常先生辑群书有全面严谨的绍介,部分可疑资料如《说苑·政理》所记卫灵公问史鰌以子路、子贡事摒弃不录(此条经钱穆考辨当属传说虚造[5]),今录王文于下[6]:
    “史姓鰌名,卫大夫,字子鱼。(《吕览·召类》注、《新序》一)故又称史鱼。(《论语·卫灵公篇》)其相反角。(《御览》三百六十三引《管子》佚文)孔子称之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论语》)又曰:‘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于人。’(《说苑·杂言篇》)卫灵公之时,蘧伯玉贤而不用,迷子瑕不肖而任事。史鰌患之,数言蘧伯玉贤,而不听。病且死,谓其子曰:‘我即死,治丧于北堂,吾生不能进蘧伯玉而退迷子瑕,是不能正君者,死不当成礼,而置尸于北堂,于我足矣。’灵公往弔,问其故,其子以父言闻,灵公造然失容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贵之,召为子瑕而退之,徙丧于堂,成礼而后去,卫国以治。(《大戴礼·保傅篇》、《贾子新书》十、《韩诗外传》七、《新序》一、《家语·困誓篇》皆同)”
    孔子对史鰌称赞有加,《孔子家语》、《说苑》都具体记载了孔子赞史鰌“有君子之道三”的名目,《孔子家语·六本》:“孔子曰:……史鰌有男子之道三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己而曲人。”《说苑·杂言》:“孔子曰:史鰌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于人。”《论语·卫灵公》:“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不管政治清明还是黑暗,史鰌都如箭一样笔直。孔子最赞赏的正是史鰌的刚直。
    对于史鰌,诸子中庄子和荀子是激烈的批评者。《庄子·胠箧》:“削曾史之行,钳杨墨之口”,“彼曾、史、杨、墨、师旷、工倕、离朱者,皆外立其德而爚乱天下者也,法之所无用也。”这里的“史”即指史鰌。《荀子·不苟》:“夫富贵者,则类傲之;夫贫贱者,则求柔之。是非仁人之情也,是奸人将以盗名于暗世者也,险莫大焉。故曰:盗名不如盗货。田仲、史鰌不如盗也。”《荀子·非十二子》:“忍情性,綦豀利跂,茍以分异人为高,不足以合大众,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陈仲、史鰌也。”《荀子·非十二子》中还专门批评了子思、孟轲。
    史鰌身上所体现的刚直的士节最为孟子提倡。《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等豪言壮语倡导的正是这样一种“士”的脊梁精神。荀子非孟,所以他批评史鰌并不奇怪。《荀子·不苟》批评田仲、史鰌欺世盗名的理由:“夫富贵者,则类傲之;夫贫贱者,则求柔之。是非仁人之情也,是奸人将以盗名于暗世者也,险莫大焉。”就是针对《孟子·滕文公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而来。
    《韩诗外传》受《荀子》影响深刻,整篇《韩诗外传》54次引《荀子》,徐复观说《韩诗外传》“大量证引了《荀子》的材料,甚至其著书体裁,亦由《荀子》发展而来,即可了解他受荀子影响之深。”[7]《韩诗外传》同时还受到了《孟子》的影响,全书6次引《孟子》,2次引孟子之母教,《荀子》非十二子,《韩诗外传》袭《荀子》而非十子,但不批评子思、孟子,正是最好的说明。《韩诗外传》卷4:“夫当世之愚,饰邪说,文奸言,以乱天下,欺惑众愚,使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则是范睢、魏牟、田文、庄周、慎到、田骈、墨翟、宋駢、邓析、惠施之徒也。此十子者、皆顺非而泽,闻见杂博,然而不师上古,不法先王,按往旧造说,务自为工,道无所遇,而人相从,故曰:十子者之工说,说皆不足合大道,美风俗,治纲纪,然其持之各有故,言之皆有理,足以欺惑众愚,交乱朴鄙,则是十子之罪也。” 前人如王应麟等以为这是因为《荀子》非子思、孟轲是出于韩非子、李斯之流篡改的缘故,金德建先生已经辨明荀子非孟,确实与韩婴不同[8]。《韩诗外传》受《孟子》影响最关键的则是确立了以节义为士的立身处世的立足点[9]。
    刘向《说苑》20卷围绕20个中心主题摘引故事进行道德说教和政治劝诫,其标准一准孔门儒学。据徐复观统计[10],《说苑》全书引《论语》16次,引《春秋》24次,引《易》18次,引《书》16次,《说苑》引《孟子》8次,引《荀子》4次。《荀子》是刘向亲自校订序录的,其征引反不如《孟子》多,《荀子》对刘向的影响不如《孟子》明矣。《说苑》非为传《诗》而作,但其“采传记行事”,直接受《韩诗外传》影响。《韩诗外传》所特别提倡的士节,则“全为刘向所承受”[11]。刘向《新序》有《节士》、《义勇》诸题,《说苑》则除《立节》外,更有《复恩》。刘向《立节》前言曰:“士君子之有勇而果于行者,不以立节行谊而以妄死非名,岂不痛哉。士有杀身以成仁,触害以立义,倚于节理,而不议死地,故能身死名流于来世。非有勇断,孰能行之。”
    可见,《说苑》承《韩诗外传》而强调士节正是纠正荀子而对思孟思想的发扬;《说苑》赞美史鰌强调士节,走的是思孟学派的路数。孔子赞美史鰌的刚直,子思是孔子孙,孔子家族学的《孔子家语》也同样赞美史鰌。因此,从编号42“中尼曰史鰌有君子之道三”来看,阜阳双古堆1号木牍应该也就是思孟学派纪录孔子及其门人言行的著作,而其时间当在《荀子》之前。
    提倡刚直的士节是思孟学派继承发扬孔子思想一个重要主张。可另举一例。阜阳双古堆编号40:“楚伐陈=西门燔”,《韩诗外传》卷1:“荆伐陈,陈西门坏,因其降民使修之。孔子过而不式。子贡执辔而问曰:‘礼,过三人则下,二人则式。今陈之修门者众矣,夫子不为式,何也?’孔子曰:‘国亡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争,非忠也;争而不死,非勇也。修门者虽众,不能行一于此,吾故弗式也。’《诗》曰:‘忧必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何足礼哉?’”《说苑·立节》:“楚伐陈,陈西门燔,因使其降民修之。孔子过之,不轼,子路曰:‘礼,过三人则下车,过二人则轼。今陈修门者人数众矣,夫子何为不轼?’孔子曰:‘丘闻之,国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争,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陈修门者不行一于此,丘故不为轼也。’”阜阳木牍出自西汉初年墓葬中,其成书时间更远早于此,“楚伐陈,陈西门燔”故事是早期的思孟学派所收集的孔子关于刚直气节的言论,应该就是《韩诗外传》、《说苑》此则故事的来源。“楚伐陈,陈西门燔”的故事还见于西汉宣帝时定县刘修墓所出汉简《儒家者言》,《儒家者言》编号660:“伐陈西门囗因使其降民修之囗”,编号2416“二人囗”,唐山地震后已佚原简“子曰丘也”。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