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视域中战国楚竹书《周易》的文献价值（1）
http://www.newdu.com 2024/10/09 03:10:07 周易研究 作者:王新春 佚名 参加讨论
| 1994年春，在香港的古玩市场上出现、而后又为上海博物馆所购藏的一批数量达一千余支的战国晚期楚竹书文献，随着自2001年11月起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二）、（三）……之书名的陆续推出，继《郭店楚墓竹简》的整理出版之后，在学术界引起了新一轮的强烈轰动。其中的《周易》，由于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周易》传本，自然具有不可低估的文献价值。本文谨从哲学的视域，环绕爻题、卦画以及奇特符号标识，透过与其他相关《周易》传本的比观，初步探讨一下此一《周易》传本的文献价值。而对于该传本的卦名与卦爻辞的探究，学者着墨较多，本文暂不予以涉及。 上海博物馆所藏楚竹书《周易》（以下简称楚竹书《周易》）“总五十八简，涉及三十四卦内容，共一千八百零六字，其中合文三、重文八，又二十五个卦画”（第133页）[1]。下试析之。 一、自以九、六为主体之数字式爻题切入探其赜 通行本《周易》古经六十四卦每卦的诸爻之辞前，皆有“初九”、“初六”、“九二”、“六二”、“九三”、“六三”、“九四”、“六四”、“九五”、“六五”、“上九”、“上六”这种数字式组合，而在作为纯阴、纯阳的《乾》、《坤》两卦之末，又有“用九”、“用六”之语。就此，高亨先生首次明确提出“爻题”一名称，而今已为学界所普遍接受。高先生并称：“《周易》古经，初时殆无爻题，爻题似晚周人所加。《左传》、《国语》凡记筮事，皆云遇某卦之某卦，所谓遇某卦之某卦者，乃筮得本卦而某爻变（阳爻变为阴爻，或阴爻变为阳爻），因而转为别一卦也。以筮法言之，主要在观本卦之变爻，然则可云遇某卦某爻，而《左》、《国》决不云遇某卦某爻，其所以如此，盖彼时尚无爻题也。”（第13-14页）[2] 上述爻题，我们名其曰数字式爻题。对于此等爻题出现的年代，李镜池先生另有一说。他称：“六十四卦中每一卦画都有六行，每一行叫一爻。每一爻没有名称说起来也很不便。所以大概到了汉朝人编《易传》时，就根据每一爻的位置、性质，安上个‘初九’、‘六四’之类的称呼。”（第6页）（《前言》）[3] 楚竹书《周易》面世之前，1973年，湖南省博物馆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发掘出土了因内中一块木牍有“十二年十二月乙巳朔戊辰”等字样而可断定入葬于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的帛书《周易》（以下简称帛书《周易》）。[4]此一《周易》传本，六十四卦大致完整保留下来，每卦诸爻皆有其数字式爻题。依照自下而上的顺序，凡阳爻，其爻题各为“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尚九”；凡阴爻，其爻题则各为“初六”、“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尚六”。[5]例如，《丰》之诸爻自下而上依次是阳、阴、阳、阳、阴、阴，帛《易》中，该卦诸爻的爻题即各为“初九”、“六二”、“九三”、“九四”、“六五”、“尚六”。[5]“尚”通“上”，是则帛书《周易》的爻题同于通行本。其后，1977年，安徽省文物工作队、阜阳地区博物馆与阜阳县文化局，在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夏侯灶墓中，发掘出土了下葬于汉文帝十五年（前165年）的竹简《周易》（以下简称汉简《周易》）。[6]在这一《周易》传本中，残存的爻题，“初九”、“初六”、“九二”、“六二”、“九三”、“六三”、“九四”、“六四”、“九五”、“六五”、“上九”、“上六”皆出现过，完全与通行本一样。[7]汉初的这两个《周易》传本的重见天日，有力地表明了，至少在汉初乃至其前，《周易》的数字式爻题已经确立。 如果说无论是帛书《周易》，还是汉简《周易》，因其抄写年份十分接近，且皆在西汉初叶，尚难以完全排除汉初儒者增补爻题之可能，所以尚不足以对李镜池先生爻题出自编定《易传》的汉代儒者之手的断言形成真正冲击，那么，楚竹书《周易》传本的面世，带有明显古史辨派疑古过勇偏失的李先生的观点，即不攻自破了。 楚竹书《周易》诸卦的爻题例采数字式，依照自下而上的顺序，凡阳爻，各为“初九”、“九二”、“九晶”、“九四”、“九五”、“上九”；凡阴爻，各为“初六”、“六二”、“六晶”、“六四”、“六五”、“上六”。例如，《比》之诸爻自下而上依次是阴、阴、阴、阴、阳、阴，楚竹书《周易》中，该卦诸爻的爻题即各为“初六”、“六二”、“六晶”、“六四”、“九五”、“上六”。（第148-151页）[1]再如，《＠①（井）》之诸爻自下而上依次是阴、阳、阳、阴、阳、阴，楚竹书《周易》中，该卦诸爻的爻题即各为“初六”、“九二”、“九晶”、“六四”、“九五”、“上六”。（第195-198页）[1]“‘晶’，用作‘三’，楚竹书《周易》中的‘三’字，均作此形。与甲骨文‘晶’（《殷虚文字甲编》六七五片）等字形同，象三星形。甲骨文、简文‘晶’当‘参’之本字。”（第136页）[1]可见，“九晶”即“九三”，“六晶”即“六三”，作为战国晚期《周易》传本之一的楚竹书《周易》，已完全具有了与通行本《周易》相同的数字式爻题。这表明，高亨先生的爻题似为晚周人所加的断言大致不虚，而楚竹书《周易》整理者濮茅左先生谓“楚竹书《周易》证明了‘九六’之称，在先秦确已存在”（第134页）[1]，也自为不争之事实，但二说可以作进一步明确化。数字式爻题出现的年代下限，至少为战国晚期；而其出现的年代上限，则当在战国中期，乃至更早。顺便指出，濮先生一称爻题为“爻位”（第133页）[1]，不确。 这不禁使我们联想到西晋初年的发现。《晋书·束皙传》记载：“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墓，得竹书数十车。……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第1432页）[8]晋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后序》亦称：“会汲郡汲县有发其界内旧冢者，大得古书，皆简编科斗文字。……《周易》及《纪年》最为分了。《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第2187页）[9]时至西晋，所谓“与《周易》上下经同”、“与今正同”，定当谓与今所言具有整齐划一的数字式爻题的通行本《周易》古经上下篇相同。魏襄王（即梁襄王）为魏惠王（即梁惠王）之子，嗣位于公元前319年（次年为其元年），卒于公元前296年。而魏安厘王，嗣位于公元前277年（次年为其元年），卒于公元前243年。据《孟子·梁惠王上》，惠王、襄王父子，孟子皆曾与之会过。由此可以断定，至少在战国后期，乃至中期或中期之前，数字式爻题业已成熟，并促成了通行本《周易》古经六十四卦展现方式的定型。 尤有进者，数字式爻题的出现年代，可进一步由《易传》得以确证。在《易传》七种、十篇（所谓“十翼”）的著作年代问题上，与疑古过勇的李镜池先生认定其“上溯战国末，下至西汉中叶”（第13页）[10]相异，高亨先生曾言：“《易传》七种大都作于战国时代。”（第6页）[11]张岱年先生亦说：“《易大传》的基本部分是战国中期至战国晚期的著作。”[12]刘大钧先生则认为：“《易大传》的基本部分是战国初期至战国中期写成。”（第24页）[13]，笔者则认为，《易传》在春秋时期已经孕育，但其大量而系统地问世，却当发生在战国中期之后。诸篇当先后问世于战国中后期而最终编定于西汉宣帝年间（编定是对已成者的编辑，而非撰作）。[14]《易传》的《象传》、《文言传》、《系辞传》皆提及过数字式爻题。例如，《坤》六二爻《象传》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丰》六五爻《象传》称：“六五之吉，有庆也。”《乾·文言传》称：“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系辞上传》称：“‘初六：藉用白茅，无咎。’……”依常理，诠释者所诠释的文本文字，应为被诠释的文本所原有，而不是为诠释者所增加。据此，我们认为，与其说数字式爻题为《易传》作者所添加，不如说在《易传》诸篇问世时、乃至其前，这种爻题已确立。因而，数字式爻题以及通行本《周易》古经六十四卦展现方式确立的时代，可进一步断定为战国中期乃至其前。而无论是楚竹书《周易》，还是帛书《周易》、汉简《周易》，其数字式爻题皆相承自战国中期乃至其前业已确立的数字式爻题。楚竹书《周易》又是其中对数字式爻题早已确立的今所见最早的文献见证。 学界之共识，上述数字式爻题与《系辞上传》所称述的“大衍筮法”紧密相关，前者即导源于后者。依“大衍筮法”行占，可得九、八、七、六四种数，阳爻即由九、七转换而来，阴爻则由六、八转换而来。由九、六所转换而来的爻符示势极而动，由七、八所转换而来的爻则符示势未至极而不变。因乎动变，方有新情势发生，方有相对于人的吉凶休咎局面出现，因而，以九、六作爻题的六十四卦诸爻之辞所开示的一切，乃是相应于发生动变的情势的。是以《乾》末附“用九”之辞，《坤》末附“用六”之辞。就此，北宋欧阳修于《易童子问》上卷称：“《乾》曰‘用九’，《坤》曰‘用六’，何谓也？曰：释所以不用七、八也。《乾》爻七，九则变；《坤》爻八，六则变。《易》用变以为占，故以名其爻也。”（第184-185页）[15]南宋朱子于《易学启蒙·考变占第四》则引作：“乾、坤之用九、用六，何谓也？曰：乾爻七、九，坤爻八、六，九、六变而七、八无为。《易》道占其变，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谓六爻皆九、六也。……六十四卦皆然，特于乾、坤见之，则余可知耳。”（第257-258页）[16]“不谓六爻皆九、六也”，此语可谓精警！朱子在《周易本义》中亦言：“‘用九’，言凡筮得阳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盖诸卦百九十二阳爻之通例也，以此卦纯阳而居首，故于此发之。”（第32页）[16]“‘用六’，言凡得（一本‘得’前有‘筮’字）阴爻者，皆用六而不用八，亦通例也，以此卦纯阴而居首，故发之。”（第33页）[16]通行本《乾》末之“用九”与《坤》末之“用六”，帛书《周易》则作“＠②九”、“＠②六”（帛《易》“乾”作“键”、“坤”作“川”）。[5]楚竹书《周易》此两卦阙如，汉简《周易》此两卦残缺严重，皆未见与此相当的文辞。“＠②”即“通”。高亨先生谓：“＠②九”、“＠②六”云者，“谓六爻皆九也”（第60页）[11]、“谓六爻皆六也”（第82页）[11]。所言甚是。实则，“＠②九”、“＠②六”，亦旨在开示包括《乾》、《坤》两卦在内的六十四卦的一种通例，昭示三百八十四爻中的一百九十二个阳爻和一百九十二个阴爻，与爻辞对应的，通通是由九、六所转换而来的符示动变的阴阳爻，而非由七、八所转换而来的符示不变的阴阳爻。正因乎此，《系辞上传》方称：“爻者，言乎变者也。”《系辞下传》方言：“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爻所突显的，就是变的意蕴，就是因动变而引发新的吉凶悔吝之局的内涵。“大衍筮法”在《系辞传》称述之前当已存在，并成为古经数字式爻题得以确立的筮法依据，只是由《系辞传》在全新视野下赋予了新的内涵而已。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近代从“文明”到“文化”的思想过渡
- 下一篇：从古典学到解释学的西学传统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