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述评（5）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3:11:50 《二十一世纪》 作者:陈来 佚名 参加讨论
| 五、重建“遗失的环节” 现在让我们转到南宋政治史。在这一主题上，本书的基本分析框架是关注理学士大夫、官僚集团、皇权力量三者的互动，欲观察在此中互动之中士大夫的政治主动性。 根据本书所述，理学士大夫的政治主动性往往对应于“得君行道”的向往和判断，换言之，这种政治主动性是基于士大夫与皇帝之间形成感召的关系而得以发扬。本书作者在仔细研究了十二世纪最后20年的历史后发现，理学士大夫在这一时期政治上的活跃是和孝宗末年的新政部署有直接关系。其大致结论是：淳熙十四年高宗死后，孝宗的恢复冲动重被燃起，于是部署了一次大规模的改革行动；为了改变淳熙以来因循苟且的安静局面，他任命新相，并引入包括朱熹在内的大批理学士大夫进入中枢以为羽翼，图谋为恢复大计作内政的准备；然而这一与理学派士大夫的结盟，将更改淳熙以来的政治路线（国是），更势必引起权力的重组，故激起了淳熙后期一直主政的官僚集团的恐惧和反抗，从而酿成了持续十几年的政海波澜，最终导致了庆元党禁作为结局，宋代儒家的政治文化也因此耗尽了它的全部活力。 在本书所叙述的这段历史中，不仅可看到理学家期待“得君行道”的积极政治活动，可看到他们强烈的政治党性和勇往直前的政治拼争，更可清楚看到皇权、官僚、理学的复杂互动，从而突显和展现出朱熹的历史世界的生动图景。作者认为，由于改革方案未及实行而政局发生戏剧性改变，即光宗即位不久精神失常，又不久孝宗亦死而光宗内禅宁宗，孝宗的部署和理学士大夫的活动皆未在官方文书留下记载，从而使得这一段历史成为“遗失的环节”，而作者的用力正是要以艰苦的史学工作努力发现和重建南宋中期政治史的这一“遗失的环节”。为此，作者对宋代文集、史乘、笔记等第一手资料遍加搜求，考证辨别、参伍分析，钩沉索隐，其用力之深，大大超出了一般研究朱熹和道学史的学者，作者所得出的结论发人之所未发，也都有其史料的根据。 作者的上述观察和结论使得他对已有的关于庆元党禁的看法提出了否定。传统的看法认为庆元党禁是官僚集团迫害知识分子，或政治权威迫害本与政治无关的知识分子。本书则认为，实际上理学家在这一时期已经进入权力世界，并与政敌展开了激烈的权力角逐。因此，庆元党禁的本质是官僚集团利用皇权力量把理学集团排斥出权力世界。官僚集团的构成也是士大夫，但与理学集团具有不同的政治取向；而官僚集团之排斥理学士大夫的根本原因是权力而不是思想，反道学和禁伪学只是官僚集团的一个方便的借口。（下320）作者对此段南宋政治史的研究和结论必将刺激起这一领域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成为南宋政治文化史研究的新动力。而作者关于权力世界三者互动（皇权、官僚、理学）的这一分析模式，对重新理解历史的诸多复杂现象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作者对此段历史的挖掘、重建、解释，展开于下篇全册的复杂论证，我们在这里自难尽表，读者可按之原书细细验证。其中值得特别拈出的，是其对孝宗、光宗的心路历程和不寻常的行为，都借助了“心理史”的方法以解释之，以揭示其认同危机和心理冲突，用补传统考证的不足；此部分叙述亦颇引人入胜，尤可见其史学方法的不拘一格。这里还要指出的是，在这部分论述中作者还提出一些有意义的论点,如指出朱熹政敌口中的“道学”与学术思想史上的“道学”是不同的概念。反道学派口中的“道学”是一个政治概念，意为“道学朋党”，指与官僚集团对立的、以朱熹为精神领袖的、外延甚广的政治势力。而学术史上的“道学”在当时主要指朱熹、张南轩一派的性理之学。又如指出朱熹门人的活动方式在乾道淳熙之交已在士大夫中引起反感，他们自负矜己的态度往往使得官僚集团无难以容忍，于是使得即使对朱熹、张栻很为尊重的儒家士大夫也对“道学”二字深抱怀疑的态度，这些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后来道学之禁的因缘。作者的这些论断都言之有据，也是以前学者所多未注意的。作者对官僚集团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的理想型分析，既系统深入，又精彩细致。尤当指出，作者对史料广征博引，考证精当，具见功力，这是其一贯风格，可不待言；而其运用之细，往往颇具慧眼，如淳熙末宰相周必大的日记《思陵录》，作者详加利用，以说明当时政治中枢的复杂情势，读之令人信服。又如《朱子年谱》虽清人王白田用力最深，但本书作者为还原当时政治情势，往往参比《旧谱》为说，亦一特色。 朱子的研究，历史学者往往视为禁途。20世纪宋史研究的大家，对朱熹与南宋道学往往避而不谈。已故著名宋史大家邓广铭先生对于孝、光、宁三朝史料、诗文十分精熟，曾有学者问他，在研究了陈亮、辛弃疾等人之后，是否有计划研究朱熹，他不无自嘲地说“朱熹学问大，研究不了”。邓先生对朱熹的看法固然颇受了陈亮的英雄主义影响，但历史学者对朱熹研究多有意回避，由此亦可见一斑。事实上，对于历史学者，面对朱熹如何找到适宜的研究方向，始终是一个挑战。另一方面，近二十年来，宋史的研究，对于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日益兴盛，对政治史的兴趣明显减低；晚近对孝宗、光宗两朝的政治史研究尤少，且多以宋金和战为中心，迄无突破。今余英时先生以朱熹为中心，遍考第一手史料为其基础，又以大家手眼，高屋建瓴，作为此书，将学术史政治史贯通研究，并且提出宋代政治文化解释的新典范，在宋史与宋学研究领域可谓别开生面，贡献良多。 最后我想提及的是，我在读此书的时候，往往联想起余先生的《论戴震与章学诚》《方以智晚节考》《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等书，在我个人看来，就本书的用力与成就来说，绝不在前述余先生几种名著之下，甚至是有过之的。本书的出版不仅是对朱熹研究的新的推进与深化，也必然对今后南宋政治史特别是孝、光两朝的政治文化史研究起一推动的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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