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该如何评价儒学(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1:11:15 光明日报 佚名 参加讨论
| 主持人:今天的讨论是一个多学科的碰撞和交流,希望大家畅所欲言。首先请各位就“儒学评价的理论方法反思”问题交流观点。在座的有两位先生都曾谈到这个问题。李德顺先生在他的《与改革同行》一书中,有一篇在社会上很有影响的文章,题目就叫做《考察传统文化的一个方法问题》。然后是牟钟鉴先生,几天前在接到我们会议议题题纲的时候,建议我们应该对儒学评价的理论方法问题进行讨论,所以我们把这个问题列入今天的会议。 我们注意到,有一种现象,总是被与儒学联系在一起,我们权且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伪善主义。关于这种伪善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最有代表性的表述就是“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那么这种伪善主义与儒学到底是什么关系?就这个问题2006年我曾请中山大学的李宗桂先生和今天在座的郭齐勇先生做过一次对话。大体上,郭先生认为,伪善主义用儒学作遮蔽,但是与儒学本身没有关系;李宗桂先生认为,这种伪善主义是一部分人对儒家仁爱思想的一种异化,而儒学对这种异化的产生缺少免疫力。李德顺先生的思考则进一步深化了。他在文章中提出这么一个概念:“言与行的二元分裂型人格”,即言行不一致,相互脱节——原因之一就是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包含着某种隐性的缺陷。 问题的实质在于:这种伪善主义是儒学本身造成的,还是儒学在社会推广过程中造成的,或是其他原因造成的?打个比方,伪善主义就像是一种病毒,那么这种病毒是儒学原生的,抑或寄生于儒学身上并借助儒学向社会传播的,还是跟儒家没有关系?下面就请各位先生发表高见。 搞现代国学,我主张要有三个反思 李德顺:我抛砖引玉吧。我觉得我们中华民族、中国学界面临一个重新振兴的时机,应该拿出自己的思想文化理论来。不能要么去拾洋人牙慧,把洋人的东西直接当成自己的东西;要么停留在只会“吃祖宗饭”这个水平,把文化与过去的文章言说简单地等同起来。我把这两种倾向归结为一个叫“向外看”,专看人家有什么;一个叫“向后看”,专看过去有什么。这两种看法实际上都看不见或者看不起现在的中国人,不承认现在中国人的文化权利和责任。 我主张,不管是向外看,还是向后看,最终都为了立足于当代中国人,向前看,向前走。而且我不认为中华文化传统有什么“断裂”。现在的中国人,活着的中国人,都是在中华文化的胎液里泡出来的,我们身上的优点与缺点,都是中国文化和我们的传统造就的,不能割断历史来说它。 搞现代国学,我主张要有三个反思或三个自觉。 第一是对象的自觉。作为对象,我们讲传统文化时,究竟应该定位在哪儿?是定位在历史,定位在文化,定位在人,还是简单地定位在某个学说、学派体系上?不要一讲传统文化就认为是讲国学,一讲国学就认为是讲儒学,就是说,中华文化、国学、儒学这三个概念之间的过渡不能那么草率。按我的看法,中华文化、中国人自古以来的生活样式,要联系中国的整个历史和中国人的整个现状来看,不能简单地用某些言说来代替,因为它特别不固定在某一种形式上,就像中国人可以把三个教的教主塑在一个殿里一样。塑在一个殿里表明我们的“宗教”很不纯、很不诚。但是这不纯和不诚的背后,有一个中国人自己的“以人为本”的自主意识在里面。它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传统,造成了中华文化的一种风格。 就儒学来讲,是不是也有几个不同的阶段?说儒学的时候,你是指哪种形态?目前讲国学特别是儒学的时候,我觉得目标和对象缺少统一性,随意性很大。谁想说哪一点就说哪一点,讲来讲去好像这个对象脱离了中国人的历史、中国人的生命和中国人的现实。所以作为对象需要反思。 第二个是方法的反思。同西方学术的传统比起来,我觉得我们搞国学、搞中国文化研究时,太缺少科学的自我批判意识,往往是用价值意向代替科学论证。张岱年先生说中国哲学“一天人,合真善”,“重了悟,轻论证”。把什么东西都混在一起,最终往往就是表达一种价值取向和价值诉求,而对它的基础和意义缺少科学的、实证的说明,成为一种无法讨论和检验的东西。 儒学在现代生活中的影响其实还是很深很大的。比如,一些领导干部的内心深处就总有一些过去的包括儒家的东西在关键时刻起作用,像人治主义的观念;人身依附(“谁是谁的人”)观念;“仁者在位,能者在职”(能干活的让他去干活,然后让贤者去看着他,管着他)的用人观念;等等。这些在理论上与马克思主义所讲的共产党的宗旨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我说要估计到这些东西的影响,应该把研究国学看作是我们民族思想、文化、精神理念的一次自我反思和自我超越。 第三个是导向的反思。要反思我们现在的导向,究竟是面向哪里?我想,讲国学不应该是企图把人导向往回走,往后看,复古倒退,而是要引导人们勇于面对现实,面对世界,担负起自己的责任。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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