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门口的知识分子
http://www.newdu.com 2025/07/04 03:07:21 光明观察 佚名 参加讨论
| 亚当·柯什 著 吴万伟 译 有些革命的失败是因为启蒙知识分子误读了国民的情绪。 历史上的某些年份因为非常密切地与民主革命的思想联系在一起，往往带有神圣的光环。比如1848年，你可以列举民族国家的春天以及巴黎、法兰克福、威尼斯路障和街垒的兴起。再比如1989年，它让人想起天鹅绒革命、东欧柏林、布拉格、华沙的共产主义垮台。但很少有人对1905年到1915年的这个历史阶段有美好的记忆，因为它常常和导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动荡混乱联系在一起。但是正如查尔斯·库兹曼（Charles Kurzman）在《被拒绝的民主》中提醒我们的，那些年实际上见证了“让世界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参加的民主革命浪潮。” 这次浪潮开始于1905年的俄国革命，沙皇尼古拉斯二世被迫同意创立宪法和议会。受到俄国榜样的激发，伊朗民主派在1906年掀起反抗沙国王沙汗（Shah）的斗争 ，青年土耳其党人在1908年迫使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创立宪法；1910年葡萄牙王国变成了共和国；1911年统治墨西哥长达30年的独裁者波菲里奥·迪亚斯（Porfirio Diaz）被推翻；1912年古老中国的满清皇帝被孙中山领导下的革命党人的共和政府所取代。 这些民主运动风靡全球，运动的领袖知识分子强烈地意识到相互之间的示范效应。库兹曼通晓多种外语，加上对众多资料来源的娴熟运用使他能够抓住让人吃惊的联系：葡萄牙的有些革命者称自己是青年土耳其党人，而一家奥斯曼报纸则在煽动土耳其人“像俄国人一样奋斗”。从表面上看，正如库兹曼写的，出现在同一个时期的许多全国性革命运动似乎属于“伴随比如1789年法国革命、1848年工人起义、以及20世纪后期的民主运动激发的其他革命的整个民主革命浪潮的一部分。” 但是，正如库兹曼的标题显示的，这六次革命在历史上并没有留下光辉的篇章来被人们所怀念。在每次革命中，亲民主的积极分子都取得最初戏剧性的胜利，但很快革命派陷入内斗、怨愤、冷漠，为反革命政变创造了条件。1905年沙皇确实准许成立了杜马，但一旦革命危险过去后，他就成功地阉割了它。到了1907年前俄国君主制就已经复辟了。在土耳其，青年土耳其党人自己废除了帮助创建的民主政权，更愿意按照专制路线建立现代化的奥斯曼国家。推翻墨西哥迪亚斯政权的弗兰西斯科·马德罗（Francisco Madero）本人在1913年被军队指挥官维克托里亚诺·韦尔塔（Victoriano Huerta）推翻和处决。类似的，孙中山被握有兵权的将军袁世凯赶下台，造成了后来中国几十年的军阀混战。只有在葡萄牙，共和国勉强维持下来，虽然受到多次的政变和保皇党的冲击直到1925年被独裁制取代。 库兹曼是北卡罗莱纳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他并不仅仅是要讲述这些革命故事，（虽然这些故事对于多数美国读者来说是不熟悉的，他的书如果采用更加直接的叙述方式或许给读者的利益更大些）相反，采取了对六个案例进行对比分析的方法，试图寻找建立民主革命成功或者失败的模型。他清醒地认识到建立在阶级冲突基础上的传统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不足以解释在1905年到1915年发生的历史事件。 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由民主是城市中产阶级不断壮大的经济权力在政治上的表现，资产阶级在对抗反动力量(地主和军队）的斗争中偶尔能够得到激进工人的支持。但是库兹曼发现，在1905年到1915年的革命中“这些人物扮演的角色是前后不一的，如果从经典社会科学术语来看，这个阶段的民主革命简直是乱成一团的大杂烩。” 库兹曼采用了不同的叙述方法，其主人公不再是社会经济各阶级而是专业意识形态群体：即知识分子。他发现在每个国家，自我选择的知识分子群体都把自己看作向落后国民启蒙的导师。受到标志着法国知识分子作为自由政治力量出现的德雷弗斯事件（Dreyfus Affair）的启发，这些不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骄傲地把自己看作库兹曼描述的当代思想中两个最进步潮流的代表：首先是民主，其次是用科学理性重新组织社会的实证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因为道德正确和历史使命感的意识而勇气大增，虽然有时候人数非常小，但他们能够说服更加强大的社会阶层，知识分子才是理所当然的革命领袖。 库兹曼所追踪的这六个国家的动力学在很多情况下是非常不同的。在俄国，知识分子自称（intelligentsia），他们有几万人，包括自由贵族、大学生、医生、律师、教师等。如果研究一下亲民主的组织“解放同盟”（the Union of Liberation），就会发现发现其成员的82%都受到过高等教育。相反，伊朗没有“完全成熟的大学，只有几千中等学校的学生或数百名从欧洲学校毕业的学生。”但是，受到欧洲教育和影响的少数知识分子具有强大的团队精神（esprit de corps）,他们把自己定义成穆斯林教士主宰的传统教育的批判者。库兹曼引用了一个伊朗积极分子的话“在现代学校学习两天所掌握的判断力和（当前时代国家的需要）的认识比研究一百条伊斯兰文本的边缘性评论强一千倍。”而在中国，知识分子先锋的大部分是由曾经到日本学习现代军事方法的初级军官组成的。 不管怎么说，没有哪个地方的知识分子阶级强大到足以独自掌管国家政权。他们都需要倚赖对于现行政权不满的其他社会阶级的支持。因此俄国革命只是在经过将近一年的慌乱和紧张后才成功，因为铁路工人罢工使得沙皇军队瘫痪（经过灾难性的俄日战争后，这支军队已经溃不成军了）。在多数情况下，知识分子只能掌权一段时间，而且非常清楚的是，他们的政纲对支持者来说并没有吸引力。富人讨厌知识分子的大众教育计划，因为这意味着增加税负，而穷人则发现从前的盟友现在试图破坏罢工和收缴叛乱团体的武装。与此同时，包括民主国家美国、英国、法国在内的大国普遍更喜欢和稳定的专制政权而不是动荡的民主政权打交道。所以，这六个国家的旧体制（ancien regime）很快进行反扑，民主派陷入在国内外都没有盟友的尴尬境地。 简单地说，1905-1915年的革命失败是因为知识分子过高估计了民众对于民主的支持，过低估计了民主面临的挑战。库兹曼巧妙地写到这些知识分子再三建议出版自由和普遍教育这样的自由价值是出于以写作和教书为生的本阶级的狭隘利益。但是民主派热情鼓吹这些价值难道真的仅仅是葛兰西意义上的“霸权”的例子吗？即库兹曼指出的“接受统治阶级的利益，就好象它们是全社会的利益一样”。如果是这样，正如库兹曼在最后一章承认的，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些权利成为东欧1989年后的民主革命的的目标，这些革命不是由知识分子率领而是由像团结工会这样的劳工运动所领导的。库兹曼清楚地说明，1905-1915年的知识分子显然误解了国民的民主意愿。他们走在了时代的前面，这不仅是他们自己的不幸也是他们国家的不幸。 译自：Intellectuals at the Gates Adam Kirsch 作者简介：亚当·柯什（Adam Kirsch ）《新共和》高级编辑，著有《本杰明迪斯雷利》。 本文评论的书：查尔斯库兹曼著《1905-1915年被拒绝的民主：知识分子和民主的命运》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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