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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丹的《论语》读法(2)

更为重要的,是它迎合了“百家讲坛”等官方媒体和广大受众的某些需要。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虽然声称志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但潜规则是两个:一为政治正确,二为高收视率,因为这都关乎其切身利益。制片人万卫就曾明示:就是要在“人心充满困惑的背景下”,让《于丹〈论语〉心得》充当一个 “心灵按摩器”,让它“深入到读者心中,敏感地把握内心的不适,及时地给予心灵最妥帖的抚慰”。说白了,就是给那些难以“适应日常秩序”、心怀“不满”和“不平”的人群,服用一副安慰剂。这虽然并未全面解读当今“和谐”方针,但其“稳定”功能,显然为各级大老所欢迎。 
    确如有人所说:“大众意义和快感永远不可能摆脱那些生产着服从关系的力量”(约翰•费克斯《理解大众文化》第140页)。中国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传媒”,官方媒体无不承担意识形态教化功能。因此,较之西方,流行文化“收编”消费者、“让人以顺从代替主体意识”(阿兰•斯威伍德《大众文化的神话》第23负引阿多诺)的倾向尤为突出。象“百家讲坛”这样的栏目,故然要适应大众需求,但同时也制造需求和“顺从”。 而“百家讲坛”的权威地位和广覆盖率,又成为最有效的广告。没有“百家讲坛”,就没有于丹的走红。难怪她一再表示:“还是要感谢这个平台。”   
    于丹其人其书的欣赏者,基本是初、中等文化程度,教养程度和辨别能力、分析批判能力较低的群休。他们对社会、人生和文化现象,多具有一种非理性的盲昧性。这些人面临社会转型期错综复杂的利益冲突和道德失序,往往困惑不已,无所适从。他们无法找到自我确证,自己不能代表自己,需要偶像确证、代表自己,过去是奇里斯玛式领袖,现在是高雅的文化明星。他们又极易被极端感情所打动,渴求感动自己的演说家。当此之时,忽然有位演说家跑来亲切地关注,帮他们解除困惑,送给他们“心灵快乐”,能不如久旱逢甘霖,热烈地地拥抱她吗?大众又是实用主义者,对《于丹<论语>心得》的实用性自然推崇备至:“于丹讲的东西超实在,超有用”,“可操作性极强”;“呈现给大家的是一个最直接、真实、朴素的真理”。确实,“心灵快乐”,立竿见影,一用就灵。作者是应该适应民众需要,但适应的同时是否还要将其提升呢? 
    确如有人所说:影响群众头脑的是各种幻想的词语;凡是能向他们提供了幻想的,也可以很容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第10页)。于丹向他们提供了“心灵快乐”的幻觉和虚幻满足感,他们便认于丹为自己的“主人”。已有不少人表示钦仰于丹的“生活方式”,也即“内心淡定”。至于于丹在生活中是否真的如此,并无细考。大众文化的灵魂是强烈的情感性。那些知道如何影响他们的演说家,均善于借助大众的情感而非理性以获成功。传播学专家于丹,自然深谙此道。大众不爱逻辑论证,不受推理影响,只能理解、接受那些拼凑起来的简单观念。因此,凡是习惯于用推理和讨论方式说明问题的人,便都为群众所憎恶。批评于丹的书遭冷遇,完全在人意中。 
    当今又是图象称霸的时代。未受专门语言逻辑训练的大众,都具有视听崇拜,渴求视听快感,所以时尚文化又称大众视听文化。刘新武、易中天的逻辑思维能力大大超出于丹,不会说出“所探讨的不是学术的内涵,而是学术的外延”一类胡话。但于丹的视听表演技巧,却使这些男星相形见绌。于丹视听形象使受众如醉如痴,请听他们的观(读)后感:“我喜欢于丹老师那种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感觉”; “听到这些故事感觉是离我们那么近,就像小时候隔壁家的阿姨在给我们讲故事一样”; “听他的故事,就像听评书,跌宕起伏,精彩绝伦”;“靓老师还有一个靓声音,于丹老师声音气很足,想必是当老师练的,发音圆满,到位,光有吸引力的声音就吸引不少目光”,等等。形象最能触动情感,而大众又最渴望情感。由此足见,受众爱的是于丹,而不是《论语》和孔子。于丹的粉丝们,又有多少会认真读《论语》呢?尼尔•波兹曼指出:电视的图像性质,“决是了它必须舍弃思想,来迎合人们对视觉快感的要求”(《娱乐至死》第120页)。以此而论,理论文本根本就不适宜于在“百家讲坛”宣讲。 
    拙文虽重在批评于丹,却不主张“让于丹下课”。而是希望于丹一类讲演者,要珍惜才华,更严肃认真地对待经典,慎重选择课题和价值观,交给观众和读者真实、健康的“心得”。至于传统文化专业研究者,也可从中吸取若干教训:在经典阐释中,应既富有现实感、时代感,又充分尊重文本和历史;既要学习于丹们通俗化的才能和技巧,又要力避媚俗、迎合时尚。当代知识分子,如不愿或无力做一个“志道”者,起码也应做一个独立、理性的研究者,有分析地对待权力和大众。当然,还应始终保持自我怀疑和自我批评精神,努力争取经典阐释“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