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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折腾"的文化思考(2)

不过仔细算起来,中国历史上不少时期还是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折腾”。战乱、天灾以及改朝换代姑且不说;就是所谓的太平年间,也不乏爱折腾的主儿。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不恤民力,追求政绩型。这方面的典型当推隋炀帝杨广。公元604年,炀帝刚刚继位,便命首席建筑师宇文恺营建东京洛阳,又把全国数万家富商大户迁到东京,一时间“旧貌换新颜”洛阳成为当时国内的商业中心。同时,炀帝还下令在全国各州建造官仓,并要求民间设立义仓,广储粮食以备荒年之需。史载单是设在洛阳附近的两座官仓,储谷即达两千六百万石之多。至于著名的大运河工程,就不必赘言了。不过,在这些辉煌政绩的背后,则是这位历史浪子滥用民力满足私欲的大折腾!史载营建东京,“每月役丁二百余万人”;还没容百姓喘口气,复大兴土木,营造“南接皂涧,北跨洛滨”的显仁宫(河南宜阳县);并且“(征)发大江(长江)之南,五岭之北奇材异石”以及“海内嘉木异草,珍禽奇兽”输送到洛阳充实各园苑;接着,又从河南、淮北诸郡前后抽调百余万民工,开通济渠。工程中,“官吏督役甚急,役丁死者什四五”(见《资治通鉴》)。与此同时,数万艘龙舟和其他船只亦在江南加紧制造。一切就绪后,这位风流皇帝“御龙舟”,率首尾衔接长达二百余里的旅游船队,前往江都游玩。别的不说,单是这一二十万人的旅游大军沿途的接待费,就是一笔天文数字!如此丧心病狂地折腾,难怪炀帝把自己折腾成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普天之下,莫非仇雠;左右之人,皆为敌国。”
    二是骄奢淫逸、好大喜功型。不妨以半昏半明的唐玄宗李隆基为例。执政初期,玄宗秉持“法贵简而能禁,刑贵轻而必行。小过不察,则无烦苛;大罪不漏,则止奸匿”的治国方略,重用贤臣能吏,上下励精图治,开创了开元盛世。但随着执政日久,尤其进入盛世后,玄宗日渐懈怠政事,追求享乐不说,人也变得既骄又奢。其“骄”便是自负自大,杜绝言路;其“奢”则是自我膨胀,欲以个人声威名扬天下。他把政事交给佞臣李林甫全权处理,以便腾出足够时间放纵私欲;同时宠信重用边将安禄山。公元755年,安禄山发动安史之乱,玄宗狼狈出京逃往四川,太子李亨在甘肃灵武登基称帝。两京收复后,玄宗虽回到长安,却在形同软禁的不自由中抑郁而死。其实,举凡历史上的雄强之主,如汉高祖、隋文帝、唐太宗等,在国家强盛时,也都具有自我膨胀、好大喜功一面,并为此折腾一番而自食苦果。
    三是宗派斗法、争权夺利型。统治阶级内部或因政见不同,或出于争权夺利,往往派系分明,以人画线,大搞窝里斗。即如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如果说起初在“变法派”与“保守派”之间尚存在“路线”分歧、政见之争,那么,随着支持变法的神宗皇帝驾崩,保守派在高太后支持下打击变法派;而高太后死后,哲宗皇帝又排挤保守派,变法派复卷土重来。直到宋徽宗重用打着“变法”招牌、实乃疯狂搜刮民财的蔡京之流,变法初衷早已荡然无存了。风生水起,你来我去的,不过是彼此间的争权夺利罢了。如此折腾,搞得民不聊生,亦酿成靖康苦果,北宋王朝最终覆灭在金兵的铁蹄之下。此外,诸如君臣之间的猫鼠游戏,以及外戚干政、宦官乱政、小人篡政等等的历史折腾,限于篇幅,就不细说了。
    从上述中不难看出,道家主张的无为而治,具有很强的历史针对性。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折腾”确是一条值得执政者高度重视的历史经验。如是说并非否定中央或地方政府的领导作用,更不是主张保守现状、无所作为,而是强调须顺应时势、尊重民意、重视民生;同时,要善于运用手中权力造福于民,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创造有利于解放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培植丰厚富民的强国基础。从这个角度看,道家的无为而治和儒家的治平天下,其实是互为补充、缺一不可的,也都是传统文化留给我们的珍贵思想资源。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之时,我国经济如何闯过这一难关,“不折腾”就更具现实意义了。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