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总结改革开放30年（1）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1:11:06 《环球视野》刊摘 佚名 参加讨论
| 最近，大家都在纪念改革开放30 周年，希望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在取得伟大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功。我作为改革开放的参与者，也讲几句话。 用唯物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总结改革开放30年经验 应该怎样总结这30年的历史经验呢？角度很多，可以百花齐放。 一个不会反思的民族，不可能成其为伟大的民族。一个民族的伟大，与这种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息息相关。改革开放历时30年，对于这样一场关系全国人民福祉的伟大的运动，显然更应该全方位地进行反思。反思就是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同时，总结经验会有不同立场、观点和方法。人们对事物的不同看法、判断、言论，自觉不自觉地都有着自己的立场，都有自己的态度、看法、判断，这是勿庸置疑的。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掩饰自己的立场、观点、方法。从马克思哲学方法论的角度来分析问题，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一贯做法和宝贵传统。既然改革开放是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指导中国具体实践的结果，既然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改革开放具体实践相结合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那么，总结改革开放 30年的经验，当然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这是顺理成章的办法，是一个好的视角。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博大精深，包括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有三条基本规律作为主线，即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内容，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经济基础内部的矛盾，上层建筑内部的矛盾，以及意识形态和社会存在、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我试着用其中的一些观点方法，对改革开放30年作一个鸟瞰式的思考。 辩证地一分为二地看这30年 对立统一规律，就是一切事物、现象、过程都可分为两个互相对立和互相统一的部分。一分为二是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普遍规律的科学简明的表述。他说，“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对于改革，也要一分为二地分析。 建国后近60年的历程极不平凡。前3 0年坎坷曲折，走了许多弯路，但是功绩很大，不容诋毁，有问题并不能掩盖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更不能像某些人那样将历史成就一笔抹杀。改革开放以后的30年，取得了更大的成就。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发展，经济总量迅速扩大，财政收入连年显著增加，国家经济实力大幅提升。到1999年，我国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七，此后一路赶超意大利、法国、英国，目前已超过德国，照此速度发展下去，五年内有望赶上日本。如果以购买力平价衡量，现在就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进出口贸易增速、占世界贸易的比重都在稳步提高，威为世界贸易不可忽略的重要力量，在世界贸易中的位次从2001年的第六位提高到了第三位，超过了英国、法国和日本。在迅速发展过程中，城乡居民收入显著增加，人民生活福利整体上有了巨大改善，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得重大进展。 与过去相比，经济体制变活了。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起到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大大消除了传统僵化体制的消极影响，初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大力推进传统产业的技术进步，增强了企业按照市场需求组织生产经营活动的能力，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向集约的转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都有了明显的提高。 总之，我们对这30年所取得的成就，无比欢欣鼓舞，成绩不容否认。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一面，要看到成绩。同时，也要看到问题和潜在的风险。这就是一分为二。 30年来，特别是最近一个阶段，社会经济面临深刻变化，深层次矛盾逐渐显露，遇到了过去少有的问题，过去即便有，也是很小的问题，不是主要问题，现在则成了主要问题。这里例举几个。一、贫富差距扩大。尽管基尼系数不足以完全说明问题，但是，基尼系数上升速度很快，改革初期低于0．3，现在接近0．5，达到了全世界少有的水平，社会阶层贫富差距悬殊，在世界上也是很突出的。二、腐败盛行，案件愈来愈多，愈来愈重。这种现象也是过去没有的。三、社会道德沦丧，重利轻义，世风渐衰。四、环境破坏，资源环境越来越紧张。 对于这种发展态势，大家感到担忧，认为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生产力发展了，国家经济实力增强了，但是，如果生产出来的财富越来越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里，这样一种改革，结果是资本主义成功，而不是社会主义改革的成功。如果对于改革掌控不好，此种前景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 但是，是不是像一些人说的那样，邓小平反复告诫的那些话已经变成了现实了呢？我在<关于分配与所有制关系若干问题的思考>一文中有个论证：虽然贫富分化的趋势已经相当严重，但还没有达到社会无法承受的两极分化的程度，不能说改革已经失败。这里就不再细说文中的论证，我单讲其中一个考虑是，我们党和政府正以百倍的努力和高度负责的精神，解决收入差距扩大和其它种种社会民生问题。现在问题是解决得慢，离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还有差距，一时无法满足；有些矛盾和问题还在深化发展，一些使居民利益受损现象还时有发生；教改、医改、房改、国企改革等政策中的某些失误，还需要加大纠偏力度，进一步采取完善措施，逐一解决。 总之，辩证地一分为二地看，改革总体上还是成功的，有问题并不能掩盖已经取得的伟大成就。不能说社会主义改革已经失败，改革不能倒退，不容否定。 否定之否定——改革在更高层次上的综合 否定之否定规律也是辩证法的普遍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就是正、反、合。事物是矛盾的，但是，这个矛盾的斗争，从量变到质变，是一重否定；由新的量发再到质变，又是一重否定。矛盾发展，否定了前一个阶段的事物，然后再发展，又否定了上一个阶段的事物，加此循环往复。否定之否定，并不是回到过去，而是在更高层次上的综合。由此推动事物向更高阶段发展，这是辩证法的规律。 对中国改革进程，也要这么看。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前是“正”，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段时期就是“反”，这是一个否定。说明一下，这里是纯粹从方法论上、从逻辑上讲的正反，而不是价值判断，不是要肯定改革开放以前的东西。 改革开放以前和改革以后的正、反，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正反很清楚地表现在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各个方面，主要有：一、经济运行机制，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计划为主转向市场为主，市场起基础性调节作用。二、所有制结构，过去是单一的公有制，越大越公越纯越好，一切向国有制看齐，改革后是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及其它各种混和所有制经济都出现了，这是以前没有的新现象。三、分配制度，过去名义上是按劳分配，实际上是“大锅饭”，即偏于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当然，也不能说是完全的平均主义，张春桥还攻击“八级工资制” 是修正主义。平均主义遏制了大多数人的勤奋努力，改革后变成了让一部分地区、一分部人先富起来，如邓小平所讲的“先富、后富” 已经出现了，收入差距拉开了，这是好现象，对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有很大的激励作用。 简单而言有这么几个正和反。30年来，一正一反，才形成现在的局面，也积累了不少新矛盾。经过30年，当前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要对一些新矛盾进行一些新的反正，从而在更高层次上转向新的综合。 关于经济运行机制，在继续坚持市场改革的同时，重新强调国家宏观计划调控的作用 改革后，经济运行机制逐步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市场逐渐取代了计划，向广度和深度进军，占领阵地，推动中国经济生动活泼地向前发展。在全部商品流通总额中，市场调节部分目前已占到90％以上。几年前有人估计，中国市场经济在整体上完成程度已达到70％左右。所以说，杜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初步建立。 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不够充分、不够完善，市场经济还有一些不到位的地方，如资源要素市场、资本金融市场等，都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到位。也有因为经验不足、犯了市场幼稚病，从而导致过度市场化的地方。如在教育、医疗、住宅等领域不该市场化的部分也搞市场化，以至于发展到对市场迷信的地步，带来一系列不良后果。 市场经济初步建立之后，市场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都充分展现出来。市场经济在发挥激励竞争、优化资源配置等优越性的同时，它本身固有的缺陷，经过30年的演变，也逐步显露出来了。特别是在总量综合平衡上、环境资源保护上，及社会公平分配上引发的问题，在中国不是市场经济本身能够解决的。因此，30年的结果，一方面经济发展取得很大成绩，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出现新的矛盾，资源环境、分配民生等矛盾越积越多。这与国家宏观计划调控跟不上市场化的进程，有一定的关系。 本来，我们所要建立的市场经济，就是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这一根本点在 1992年就明确地写入了党的十四大文件。这些年来，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在不断前进，我们在短期经济波动的控制上，先后取得了治理通货膨胀和治理通货紧缩两方面的成功经验。但是，国家计划对短期和长期宏观经济发展的导向作用明显减弱，计划本身多是政策汇编性的，很少有约束性问责的任务，计划的要求与执行实绩相差很大，国家计划控制不了地方盲目扩张行为。总之国家计划失之软弱，变成可有可无的东西。这影响到宏观调控的实效，造成国民经济发展许多方面失衡。 现在是到了继续坚持市场取向改革的同时，需要加强宏观计划调控的作用，强调国家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指导作用的时候了。正是针对国家宏观计划调控跟不上市场经济发展形势，最近中共十七大提出“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十七大重新强调多年未提的发挥国家计划的导向作用，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大家知道，宏观调控有这么几种主要手段，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计划手段。只有少数市场经济国家设有计划机构，并编有预测性计划，一般不用计划手段。但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有必要在宏观调控中利用计划手段。至于产业政策，则属于计划手段。规划也是一种计划。所以主要就是上述三种手段。所以，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在财政、货币、计划三者关系中，计划应是财政货币政策的指针，财政、货币政策要有计划的指导。国家计划与宏观调控不可分，计划是宏观调控的主心骨。国家计划有年度计划，还编制五年、十年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年度计划包含经济增长速度、投资总额、财政预算、信贷总额、外汇收支、失业率、物价上涨率和人口增长率等指标，每年都由国务院提出、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应当是有法律和行政效力的。这些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都应该在宏观调控中起导向作用，具有约束力，关键之处还应问责和追究法律责任，这样的国家计划才能对宏观调控起到导向作用。 在市场经济初步建立，市场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都充分展现之后，目前在“市场化改革”口号下，迷信市场成风，计划大有成为禁区的趋向。在这种氛围下，重新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也要加强国家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看来是十分必要的。 这次十七大重新强调了国家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并不是如某些人所歪曲的那样，“要回到传统计划经济模式”。重新强调国家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不同于过去“传统计划经济”，而是计划与市场这个问题在更高层次上的新的结合：一、现在的计划不是既管宏观又管微观的无所不包的计划，而是只管宏观，微观事情主要由市场调节。二、现在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是市场，计划是弥补市场缺陷与不足的必要手段。三、现在的计划主要不再是行政指令性的，而是指导性、战略性、预测性的计划，同时要有必要的约束和问责的功能。 国家计划导向下的宏观调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有之义，不能把“计划性” 排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含义之外。1992年5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中央党校讲话中谈到十四大将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法的时候，强调了这一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有计划的”，讲的很明确。我们要本此精神，努力改进国家计划工作和宏观调控工作，使之名符其实地起导向作用，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实现市场与计划的更高层次的综合。 关于所有制结构，在坚持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同时，要重新强调“公有制为主体” 关于所有制改革，现在也到了否定之否定的合的阶段。 改革前，是单一公有制形式，越大、越公、越纯，就越好，脱离了生产力而不改变生产关系。改革后，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这是一个否定。这个正反变化，一般规律是公私比例关系“公” 降“私”升，这是合理的。因为改革以前私有经济几乎等于零，公有制占有绝对地位。因此，在相当一个阶段里，非公有制经济保持超过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速度，从而增加非公有制经济占总体经济中的比重，公有制比例下降、私有制比例上升，是合理的变化过程。这个正反变化过程已经持续了30年。 现在是不是到了一个新的时期，“公” 降“私”升是不是到了一个关头，到了一个关键阶段，需要重新考虑一下，来一个新的否定、新的综合？ 对此，社会上有几种截然不同的估计。关于公有制主体地位有三种估计，都是现实中存在的意见，有文字可查。第一种意见认为，现在还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但是，这种计算方法有问题。它将自然资源、行政性资产都计算在内。几年以前，有同志曾试图解答这一问题，他把资源性资产都算作国有资产，那当然可观，土地就是一大笔财富，其结论自然会是以公有制为主体。这个回答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这里讲的国有资产，应该是指经营性资产，不包括资源性资产。第二种意见认为，公有制地位已经动摇，一些地区、一些部门公有制已不占主体。有没有这种现象？这也算是一种意见吧。第三种意见，干脆说公有制地位已经丧失，私有制占据主体，已经是既成事实了。 持第三种意见有两种人。一种人是担心这种情况出现，认为不能这样。现在公有制丧失主体地位，国家应想办法挽回。这是一种人的意见。另一种人的意见是赞成私有化，说不要再提姓“公”姓“私” 了，既然不是公有制为主，已经很好了嘛，干嘛还要再提！理论界就有人提出，经济改革已经成功，现在要政治改革了。这些人所讲的经济改革成功，就是指公有制变成私有制已经基本完成。上述的两种人，都认为公有制已经不是主体了，观点相同，但是态度和倾向不同。 这几种看法，都是各人根据自己的估计得出的。在国家综合部门、统计部门尚未拿出公私结构的正式的全面数据以前，难以准确判断我国的所有制结构现状。 但是，从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一直到现在，党的文件一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没有一个文件不要公有制为主体。十七大重申了党的这一主张，说“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当然不是空话，不是停留在文字面上，而是要坚决贯彻落实的。我国的所有制结构现在已经变成什么样，公有制还是不是主体？社会上对此有很多议论，已经有人将这一意见提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要求我们国家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公布这方面的材料，现在各种所有制的比例到底怎样，希望人大监督这个事情。 现在到了需要重新考虑时候，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毫不动摇地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不能只强调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不能只强调一个毫不动摇。这件事到了新的综合之时。首先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同时要毫不动摇地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有人攻击公有制效率低，是官僚经济，是权贵经济；不是国家的财富，而是少数人的财富。我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这个问题。公有制并非注定效率低，60年代我国的“鞍钢宪法”，有很好的经验，日、美、欧企业管理都吸收它的经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国有企业管得好的，并不是一概效率低。改革后，公有制低效率，是与私有化预期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效率愈来愈低，也是与前几年经济调整、伴随“国退民进”发生的现象，国有企业经营不善，国有资产流失，巧取豪夺、改头换面通过各种渠道流失，一夜之间从地底下冒出千百万家财万贯的财富精英，与刮起来的这股私有化风尘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国有经济内部管理也有问题。某些企业管理不善，变国有资产为少数企业高管人员的个人财富，变为私有财产；就算没有MBO，一些国有企业的领导层也在腐化变质，几百万年薪的高工资，而普通职工月薪只有几百、几千元。这些都不是公有制固有的属性。人家攻击我们国有经济已经不是公有制，并非完全虚指，也指出了一些问题。 国有企业本身应进一步改革，既不能变回到过去“大锅饭”的旧体制，也不能维持现在被扭曲的形象，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解决目前存在的垄断和腐败问题，解决企业内部的激励机制问题；要使得国有企业真正体现社会公平，同时又有激励机制。这种探索，西方国家不是没有先例。西方国家也有国有企业，也有国家公务员，看看二者的收入比例，差距不会像我们现在拉得那么大。国有企业的领导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一样，都是国家的公职人员，不能完全按照私有经济的法则办事。为什么不学这个呢？所以，国有企业管理腐败一定要治理。 重新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并非恢复过去“大一统”的公有制经济，也不是恢复旧模式的国有经济，而是在保障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地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毫不动摇地保护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并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深化国有经济改革。这是所有制经历了正反两个阶段之后在更高阶段的综合。 农村所有制的“否定之否定”，集中体现在小平同志所讲的“两个飞跃”上。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了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改革开始时的一个否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大发展，经过了30年的发展，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现在应当着手实现第二个飞跃，即发展新的集体经济。集体经济也是公有制实现方式。小平同志讲“两个飞跃” 时就说，“公有制为主体，农村不能例外。”这是又一个否定。但是，这是新阶段的新综合。不是回到过去吃“大锅饭’的人民公社制度和生产队体制，而是要充分考虑保障农民和农户的财产权益，在此基础上的新的集体合作经济，包括专业合作和社区合作。 新型集体合作经济已经在中国大地上萌生起步，茁壮成长。如江苏的华西村，河南的南街村，山西的皇城村，山东的南山村等等，还有苏南、浙江、广东一些农村最近兴起的社区股份合作企业，这些集体合作组织带动农民走共同富裕道路，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了贡献。这些星星点点的火花，现在社会舆论、宣传部门对此的重视程度还不够，某些媒体还在找茬挑剔，冷嘲热讽。如果社会舆论和政府决策能给予更多关心和支持，它们是可以为我国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开辟宽广前程的。 关于分配关系，要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更加重视社会公平” 从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到拉开收入差距，允许一部分人通过勤劳先富起来，是完全正确的，是改革后一次最成功的否定。但是，如果收入差距拉得太大，以至于贫富分化造成难以逾越的鸿沟，出现两极分化，就不对了，那就需要来一个新的否定，让先富带后富，缩小贫富差距，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实现分配领域的更高的综合。 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内，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其正面的积极作用，就是促进效率，促进生产，促进经济发展。但是，过了这个阶段，贫富差距扩大，不能实现先富带动后富，不能实现共同富裕，不能实现公平的自标，这个时候，就必须强调效率与公平二者同时并重，而且更加重视和强调社会公平。我在2003年《研究宏观经济形势要关注收入分配问题》一文中提出“逐步淡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向实行效率与公平并重的原则过渡”，并向十六大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组提出。十六届四中全会文件未出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的提法。2005年我在《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问题》一文中，再次阐明了这一主张，还写了（要把效率优先放到该讲的地方去）。这篇短文除了指出把公平置于“兼顾”的次要位置欠妥外，还认为初次分配也要注重公平。此文原稿呈送了中央。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报告征求意见稿中还有“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和“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字样，受到一些同志的非议；但是，五中全会文件最终定稿时，消除了这两种提法，同时突出了“更加重视社会公平”的鲜明主张。十七大还将初次分配也要重视社会公平这一原则写入了中央文件。不能说中央吸收了我的意见，但是，我的上述这些观点主张，与党中央的最终决策精神是一致的。 淡化“优先、兼顾” 提法，强调“更加重视社会公平”，不是要回到过去，不是回到过去的“大锅饭”，不是回到过去的平均主义，而是在更高层次上的综合与提高。从平均主义到拉开收入差距、先富后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然后再转回到“同时注重公平与效率、更加重视公平”，“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重视公平”，这也是明显的正反合的例子。 关于分配问题中拉开差距与缩小差距的矛盾，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国内讨论文章很多，这里也就不细谈了。 总之，无论是所有制结构、运行机制还是分配制度，都有正反合三个发展阶段。还有其它很多例子，也都经历这样三个发展阶段，其改革开放过程也都可以运用这个方法总结。 改革过程中否定之否定的“‘合” 的阶段正在开始，能不能坚持正确的发展观，把这个更高层次的综合做好，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候。综合得好，社会主义能够坚持，中国经济能够继续发展；综合得不好，经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也不能坚持到底。有人说经济可以照样发展，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中国社会主义不能坚持，社会不可能稳定，经济就不能持续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由正到反，进一步从反到合，走向更高阶段的过程，向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这样的综合，决不是倒退。倒退没有出路，也不会有回头路。不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中国没有出路；市场化走过了头，也没有出路。完全市场化，不要国家宏观计划调控；完全私有化，不要公有制为主体；完全的两极分化，不要社会公平，这不是我们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是小平同志讲的。不按这样的道路走，改革开放就会失败，按这样的道路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光明灿烂。 关于一分为二、否定之否定规律，用唯物辩证法的要领和方法来回顾总结这30年，简单地就讲这些。辩证唯物主义中的质量互变规律，也有丰富的内容，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例子也是非常多的。因为篇幅所限，我这里就不专门讲了。下面继续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方法来看这30年的一些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