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在东西方的对视中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1:11:45 解放日报 佚名 参加讨论
谈到中国艺术,在东西方的对视中,人们常说:西方写实,东方写意。这种不同其实是东西方哲学观念的不同,故在表达理念的艺术手法上十分不同。从希腊人开始,西方人一直认为,整个存在,包括宇宙都是可以理解的,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原因。西方艺术的源头是希腊的雕塑和建筑,建筑的空间位置讲究各种数比关系和几何秩序,人体雕塑中各种秩序、比例的和谐是希腊艺术家所孜孜以求的。因此西洋画特别讲究从形体光色关系上苛求细节、越来越精细逼真,毫发不左地模仿自然,刻意求实。然而东方民族的整体自然观导致中国人不信赖自己的视觉印象,越是想努力把握自己所面对的自然,便越是感到难以把握其原状,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就是这种心理状态的反映。在中国艺术家看来,人是万物万象中的一个有限物,他是不可能认识自然的,在“以为有物”,而“未使有封”之际,仍可保留天机的完整。而“一旦有封”(分类、概念化),一旦有“是非”之分(有判断),天机的完整性便开始分化、破碎。因此,中国艺术家认为,写实只是雕虫小技,苏轼说过: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因为人是无法表现自然之道的,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即“封死则道亡”。这一切都使中国艺术家放弃再现和模仿自然的冲动。中国画的意境是虚静空灵,笔墨是简率疏淡,他们遵从庄子的指引,“无知”、“无为”、“无我”、“心斋”、“坐忘”。因为“有我”,才会有恐惧、有苦恼。西方人就是因为“有我”,才会妄自尊大地想要规划世界,解释世界。而“丧我”、“无知”,不用自己的思维分解这个世界,就能重新拥抱原有的具体的世界。因此,依照老庄哲学,中国人在自己的诗词、书法和绘画中,不仅没有否定自然,反而找到了“离形去知”的解脱方式,这成了中国人拥抱自然、跃身大化、天人合一的内在动因。艺术家只有放弃对物象外形的追求,才能在忘我的宁静中进入自然现象内部而与之呼吸与共。在中国画中和谐生动、灵气往来,艺术家浑然坐忘于山水花鸟之间,如树、如山、如水、如云。有西方艺术评论家说:“中国画虽然讲究空灵,却又最写实,最超越自然而又最接近自然,是世界上最心灵化的艺术,而同时又是自然本身。”我国学者庞朴先生认为,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方式有某些鲜明的个性,其思维的特点是“抽象而不彻底”,是带有具体的抽象,带着感性的理性,是介于感性与理性之间的一种状态。我觉得这正是造就中国写意画成为“世界上最心灵化的艺术,又是自然本身”的思想根源。 因此,由于东方人的哲学,由于坚信人用“心”思考,而不像西方人很早就知道人用“脑”思考,这样的哲学,触动中国人的是“抽象而不彻底”的美感(梁漱溟先生用“心役于形”概括)。东方人接受了不可理解的天地万物中的存在,并一直同这种无意义性共处。故在东方人看来很自然的表意特征的艺术形式,就同生活本身一样没有形式、一样正常,一样无理性。如果西方艺术家认为东方音乐“没有意义”,那么,东方人完全可以回答,这是自然本身的无意义性,无休止地延续下去,没有开头、中场或者结尾,而一切西方古典文学、艺术都有开头、中场或者结尾的理性次序。西方艺术传统还对崇高和平庸的事物严格加以区分,要求以最高级的艺术形式处理最崇高的主题,因此对东方人盛赞“荷花出污泥而不染”的趣味目瞪口呆,不能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以来西方艺术家对自己继承下来的古典艺术传统普遍不满,甚至无法忍受,这是因为他们对待世界的整个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位20世纪的西方艺术评论家说:“我们欧洲的艺术有一种致命的倾向———要成为科学”。可谓一语中的。而摄影和影视技术的出现更让西方传统的写实艺术理想无立足之地。他们感到了理智的苍白与可怕。辜鸿铭老先生看得真切,他说现代西方艺术乃至人文学科是在“心灵与理智的可怕战场”上厮杀,是在“洒满墨水的世纪”为求生存而战斗。可斗来斗去,仍然摆脱不了科学的纠缠,这不,它们双双走在“彻底抽象化”的道路上,只不过科学是理性的抽象化建构,艺术是用抽象表达对非理性的尊重,真是貌合神离啊! 西风东渐,中国人也日益重视,甚至迷恋上智力开发,滋润心灵成了件奢侈的事情。这就使得今天的中国画较之宋元时期丢失了许多最美的品质,看古代中国画,一望而见的是勃郁的“文气”,笔墨中浸透着画家的诗意,即使里面没有人,但一望而知那是隐士诗人居住的山水;现代中国的山水画家已对中国古典诗意没有了感觉,只能画那个表面物象,他不居住在山林,山林对他是纯粹的“外部世界”,所以他的中国画要么是空洞的泛滥笔墨,要么是水彩画的明丽逼真,唯独没有了中国画曾经拥有的天人合一的意境。 更要命的是,在万事不如人的精神气氛中,一些艺术家似乎每天都在等待着西方提供给我们明天的去向,看不到我们文化传统中真正美的东西。前几年一位中国画家提出“笔墨等于零”,引起许多讨论,在我看来,笔墨是中国画,乃至中国艺术的核心、灵魂,没有笔墨的中国艺术大半就不存在了。 (作者柳延延为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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