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外国哲学研究30年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1:11:10 《光明日报》 佚名 参加讨论
| 现代外国哲学研究是外国哲学研究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外国哲学史研究的现当代部分,对于作为学科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是重要内容之一。从时间上说,现代外国哲学的范围主要指19世纪后叶至今的整个西方哲学,以及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哲学。由于西方哲学是外国哲学中的主要内容,所以,我们这里谈论的主要是现代西方哲学。 对30年发展的评价 自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90年代以及进入21世纪之后。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对20世纪西方哲学基本上处于重新引入、介绍评述阶段。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10年间,国内出版的介绍和评述现代外国哲学的著作及教材等出版物达百余种(册),发表论文500余篇,出版译著200余种(册),现代外国哲学著名哲学家的主要或代表性著作均被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经过大量的引入和评述,我国的现代外国哲学研究进入相对平稳发展时期,人们对各种哲学思潮开始进行深入的反思,研究工作更加细致、扎实。大多数研究者开始对某个哲学家的思想或某些重要的问题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并逐渐形成自己的理论观点。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的现代外国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主要表现在能够有意识地以中国学者的学术视野,去理解、分析和评价西方哲学家的思想以及当代哲学提出的问题,同时注意对当代西方哲学的追踪研究,在某些共同关心的哲学问题上开始直接与西方哲学家进行学术对话。 对30年发展的简要分析 1、评述介绍阶段(1978-1988) 改革开放的头十年,是我国社会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十年,也是思想文化领域异常活跃的十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学术研究打开了思想解放的阀门。1978年10月在安徽芜湖举行的“全国西方哲学讨论会”,是粉碎“四人帮”后我国西方哲学界召开的第一次盛会,也是新中国成立近30年召开的第一次关于西方哲学的全国规模的会议。冯定、贺麟、严群、熊伟、齐良骥等老专家和中青年学者10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批驳了日丹诺夫关于西方哲学的错误观点,批判了“左”的错误,对此后的西方哲学研究起了重要作用,“标志着我国西方哲学研究进入蓬勃发展的新时期”(涂纪亮语)。会议酝酿成立“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使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有了自己的学术团体。1979年11月,在山西太原召开的“全国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和批判的方法论问题讨论会”,是我国现代外国哲学研究领域的第一次盛会,来自全国85个单位的17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成立了“中国现代外国哲学研究会”(1981年第二次会议时改称为“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这标志着我国的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开始走上组织化、专业化道路。 这期间,我国的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工作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这表现在制度建设、学科培养、社会传播三个方面。在制度建设上,各大学和研究单位恢复或建设了现代西方哲学的教学和研究机构。同时,各高校哲学理论公共课也开设了现代西方哲学课程。从1978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一些高校开始招收外国哲学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其中大多以现代外国哲学为研究方向。 在学科培养上,为了尽快满足高校对现代外国哲学教学人员的需求,在1980-1986年间,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先后举办了多期讲习班,为全国各地高校培训了大批一线教师。同时,东北、华北、西南等地的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分会也组织了多种形式的培训班。另一方面,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在1979-1989年间,共召开五次全国大会,七次全国性的专题研讨会,以及若干次小型会议;在这期间,学会还成立了“苏联东欧哲学专业委员会”和“现象学专业委员会”,有力地推动了国内这两个领域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在加强国内学科建设的同时,我们还注意与国外哲学界的交流,从80年代初开始向西方国家派出访问学者,后又有学生到海外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同时,我们开始采用“请进来”或“走出去”的方法与国外哲学家开展学术交流,例如,1988年成立的中英暑期哲学学院(由于澳大利亚1993年加入、美国2005年加入,先后更名为“中英澳暑期哲学学院”和“中英美暑期哲学学院”,以下简称“暑期学院”)就邀请了斯特劳森、普特南、科恩等当今重要的英美哲学家来华讲学;1983年,我国首次派出代表团参加在加拿大举行的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 在社会传播上,1978-1989年间,我国学者撰写和出版了大量现代外国哲学的教材和理论读物,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同时,现代外国哲学家们的著作被大量翻译出版,使公众得以了解、学者得以深入研究他们的哲学思想。据不完全统计,80年代国内出版的现代外国哲学教材多达30余部,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刘放桐等人编著的《现代西方哲学》。除了概论性介绍之外,国内哲学界也对20世纪西方哲学中的一些重要哲学家和流派做了专门评述和研究,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哲学、尼采哲学、分析哲学、萨特哲学、现象学哲学等等。这些成果在80年代的大学生甚至社会上都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此外,国内学者还编写了多部现代西方哲学家的评传,最有影响的是《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2卷,1980-1983)和《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2卷),还出版了《现代西方哲学词典》和《简明西方哲学词典》等。这些评传和词典对传播现代西方哲学家的思想和理论观点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中国现代外国哲学研究会从1982年开始编辑出版《现代外国哲学论集》(后改为《现代外国哲学》)。该学会的现象学专业委员会也编辑出版了《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分主题讨论了现象学的基本问题。 2、专题研究阶段(1990-1999) 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者对现代外国哲学开始深入的分析工作,强调对哲学家和哲学流派的理论进行较深入的专门研究。这个阶段的主要工作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重要哲学家思想的研究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这些成果不仅深化了我们对他们的理论观点的理解,澄清了以往对他们的某些错误认识,而且对推进我国的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从19世纪末的尼采、叔本华哲学到20世纪前期的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和20世纪中期的伽达默尔,再到20世纪晚期的哈贝马斯,国内学者对他们的思想都做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理论观点。如关于海德格尔哲学,国内学者出版了六部专著,对海德格尔思想与胡塞尔思想、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意义等重要问题都提出了独创性观点。同时,对海德格尔哲学的研究也引发了国内学术界对当代欧洲大陆哲学的重新评价,特别是对当代欧洲大陆哲学与传统哲学之间关系的重新认识,形成了某些共识。关于维特根斯坦哲学,国内学者也出版了五部专著,对其前后期哲学做了全面的分析,提出了许多重要理论观点,如认为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应当放到欧洲大陆哲学的背景中加以理解,把他看作是沟通英美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的桥梁;认为维特根斯坦的前后期思想在思维方式上是一致的;强调语言游戏概念在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中的核心地位;提出了维特根斯坦中期思想的独特性等。这些观点虽然主要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但对我们重新认识维特根斯坦这位当代重要的西方哲学家思想对西方社会的影响,却是非常有意义的。此外,关于弗雷格哲学、奎因哲学、胡塞尔哲学等,国内学者也都出版了研究专著,表明国内研究者队伍具备了较强的整体实力。1997年河北人民出版社推出《现代十大思想家》丛书,包括了尼采、维特根斯坦、波普尔、伽达默尔、弗洛伊德、哈贝马斯、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等人的思想传记,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推出《西方思想家研究丛书》,其中也包括了现代哲学家的研究论著。这些专著都出自中青年作者之手,显示了我国哲学界在西方哲学研究领域后继有人。在当代哲学家著作翻译方面,9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系统翻译出版了《海德格尔著作选》(2卷)、《维特根斯坦全集》(12卷)、《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胡塞尔的《纯粹现象学通论》和《逻辑研究》、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等著作。 第二,对当代西方哲学中的重要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并开始注意从中国学者的学术视野,理解、分析和评价西方哲学家的思想以及当代哲学提出的问题。如对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比较研究,以及强调分析哲学对中国哲学的重要性等。同时,我国学者对分析哲学、后结构主义、实用主义等方面的研究也出版了有分量的专著。此外,国内大陆学者与港澳台学者合作,于1999年和2000年分别召开了两次“分析哲学与中国哲学”专题研讨会,就如何以分析哲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哲学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些研究成果的意义在于,它们不仅为现代外国哲学研究提供了独特的中国视角,而且为中国哲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这种哲学作用的互动,体现了中西哲学在哲学观念、研究方法、表达形式等诸方面的互补。 第三,加强了与西方哲学界的对话和交流,中国学者的声音出现在国际哲学舞台上。这主要表现在:1994年在北京成功举办了“洪谦与维也纳学派”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地的近200名哲学家参加了会议;1992年在北京成功举办了“科学哲学中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国际研讨会,会议论文集1996年被列入美国“波士顿科学哲学丛书”,由著名的荷兰克鲁维尔学术出版社出版,其中收录了我国学者的12篇论文,充分表明我国学者具有国际研究水平;1998年我国学者参加了在美国波士顿举行的第20届世界哲学大会,发表论文十余篇,内容包括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以及中西哲学比较等不同话题,引起与会者注目。从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学者在各种学术会议中组织与中国哲学相关的论坛,与西方哲学家展开直接的学术对话。此外,暑期学院在90年代邀请了近50位西方哲学家来华讲学,使国内哲学家有更多机会与他们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交流对话,同时,国内也有数十位中青年学者通过该学院到英国进行学术访问,使我们的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工作者能够亲自获取当代西方哲学的第一手材料。由暑期学院组织的《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也由中英双方哲学家共同完成,于200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3、追踪前沿阶段(2000年之后) 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现代外国哲学研究的新变化是,特别关注当代西方哲学的最新发展,开展与西方哲学界直接的学术交流。这种变化的出现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我们对西方哲学最新发展情况的掌握更加快捷,由此对西方哲学的追踪研究就更为重要;其二,更多在海外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人员归国工作,这使得我国学者与西方哲学界的交流更为便利和常规化;其三,当代西方最为重要的哲学家利科(1999)、哈贝马斯(2001)、德里达(2001)、罗蒂(2004)等人访问中国,也为我国哲学研究走向世界搭建了一条重要的学术桥梁。 跟踪西方哲学的最新发展,首先是了解西方哲学家们的最新研究成果。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明显变化是注重对传统哲学问题的重新梳理和分析,力图从中寻找哲学发展的理论增长点。这种变化的直接结果是由西方各主要出版社推出的不同哲学系列书籍,例如导论性的专著、专题文选、学术指南性的文集、辅助类丛书等。它们都是由不同领域的专家对具体问题的专门论述,或者是汇集了某个学科最具前沿性和代表性的论文,因此基本上反映了不同学科和领域的前沿问题,具有很强的权威性。面对西方哲学界出现的这种变化,我国学者很快做出反应,组织不同领域的专家翻译出版在西方最有影响的系列书籍。目前已经出版或正在陆续出版的主要有《劳特里奇哲学史》(10卷,2003年起出版)、《国外经典哲学教材译丛》(8册,2006年起出版)、《布莱克威尔哲学指导丛书》(10卷,2007年起出版)等。同时,国内学者特别关注当代西方哲学家们的最新研究成果,组织翻译了不同系列的最新著作,比如《当代实践哲学译丛》(8种)和《哲学的转向:语言与实践译丛》(5种)等,这些著作的翻译出版正是对这一主流传统特别是其前沿进展的深入全面的关注。更有意义的是,在追踪研究方面,我国学者不仅编译西方哲学家的原著,而且直接约请当今著名的西方哲学家为中国读者撰写自己研究领域的专业文章,为国内哲学界提供翔实而权威的最新资料,例如《当代英美哲学与哲学家研究丛书》(3册,2005)。该丛书不仅包括了西方一流哲学家对世纪之交英美哲学的总体性回顾、反思、展望,以及对欧洲大陆哲学和中国哲学在英美哲学界的遭遇的述评,而且包括了英美当代著名哲学家专为中国读者撰写的学术自述。这些对我们开拓视野,缩小与世界学术前沿领域的差距,把握世界哲学的发展态势和演进方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追踪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在了解西方哲学最新进展的基础上,拿出中国学者自己的研究成果与西方哲学家形成对话和交流。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这样的交流已经不再满足于中国学者对西方哲学问题的探讨,而是开始试图从这些问题中开拓出中国的语境,形成自己的理论。这种主动意识开始于2004-2005年陆续出版的八卷本学术版《西方哲学史》。该套哲学史的最大特点就是对于西方哲学的问题做出了我们自己的创造性的阐述,试图在哲学理论的层次上与西方哲学展开对话。全书不仅在第一卷专门讨论了中西哲学文化在西学东渐过程中的融合,而且在各卷中充分体现出中国学者对西方哲学问题的独特解释。同样,从2005年开始出版的十卷本《西方哲学通史》则是遵循了“破”、“通”、“新”的原则,力图打破以往西方哲学教科书的传统框架,抓住主要思想脉络,结合当代哲学研究的新成果和新方法,尽可能地对西方哲学研究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做出新的阐释。此外,我国学者在当代英美哲学、法国哲学、德国哲学研究方面,以及在知识论、心灵哲学、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等研究领域也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2005年起,同济大学出版社推出《法兰西文化丛书》和《德意志文化丛书》,人民出版社推出《法国哲学与文化著译丛书》,它们在追踪当代西方哲学演变的过程中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此外,近年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也大力鼓励有关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会通创新的研究课题立项,这也为我们能够尽快拿出具有中国哲学特色的哲学理论提供了体制上的保障。(作者江怡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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