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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阿Q

郑湧
    乍看这个大标题,一定有人觉得非常怪诞甚至荒唐。如果知道金克木那样的大学者还曾说过“讲哲学不能把阿Q忘了”,恐怕更有人会大觉愕然。阿Q还有思想?甚至还有哲学?一个学者为什么要如此抬举临刑之前连圆圈都画不圆的那个文盲?
    金先生说话,常有反讽、调侃;在他的口中、笔下,看似反题,却是正题;看似野史,则是正史。
    第一次是怎么见的金克木先生,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只记得,我曾多次进北京大学的校门,来到未名湖北侧的朗润教师公寓,作登门拜访。
    谈话时,海阔天空,古今中外,没有一定之规;甚至可以说是,随心所至,率性而为。而不变的是,他的擅长凭感官做直接观察(一种人从婴儿时就有的特长),洞察入微。他的双眼经常闪闪发光,不仅有智慧的光芒,而且充满了好奇与敏锐,甚至有时还带有一种捕获猎物之喜悦。这种光芒,时显时隐,贯穿于整个谈话。一旦这种光芒暗淡了,那也就表明:这次谈话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或者是他没有兴趣再谈了,或者是谈得过长,他累了。这种时候,我就自觉地起身告辞,他就起身相送,并不挽留,最多说一声:欢迎有空再来。
    在谈话过程中,他绝不向你灌输什么,哪怕是他自己最为得意的东西。他觉得你听懂了,就继续讲下去;倘若话不投机,他立马就改换话题。既不浪费他的也不浪费你的时间,尽量使双方的见面时间得以充分而有效地利用。不过,他的话,往往三言两语,就能打通古今中外。
    金先生,是一个瘦小老人。学问大、个头小,禅者看到会产生一种“芥子纳须弥”的感觉。我们一起谈话的时候,也常有大题目、大人物,谈到过老子、孔子、列子、佛陀、柏拉图、康德、海德格尔、伽达默尔、泰戈尔以及国手朱光潜、贺麟、洪谦、钱锺书,还有美学、语言学、解经学,等等。这些,都使我受益无穷。不过,给我印象最深、启发最大的,却是他把自己的“学术史”,讲成了一部大嫂麾下的“家史”;把别人眼里的“野史”,说成了堂而皇之的“正史”。凡人小事,在他嘴里都成微言大义。这恰恰是富有“金克木特色”的思想风貌和学术路径:能从平常、细小、琐碎而带有某种娱乐性的活动、事件中,发现、挖掘出人生、学术的重大价值。
    他把自己的受教育成长史,说成是一部“学‘说话’”的历史。金先生上过正规的学校,有过科班出身的正式老师;但他却认为,正式的老师,是他识字不多的大嫂。他还不满三岁,大嫂教他认字、念书。大嫂的教法,也十分的特别。她一边为她自己一丝不苟地整理头发,并不看书,背出两句,让他看着书跟着一字字念,念熟后背给她听。不论是《三字经》,还是唐诗,大嫂一律用平常说话一样的腔调,并不知道这叫诗。后来,金先生在印度跟别人学梵文,竟也是这样的教法:只是“念”和“听”。
    当然,人生的第一个教说话的老师,往往是自己的母亲,虽然并不“正式”。不过,金先生的母亲不只一个,一起生活的有生母、嫡母两个。他的生母,是鄱阳湖边的人,后来又搬到了安徽,学讲淮河流域的方言。他的嫡母,说的也不是安庆话。邻居甚至个别家庭成员听不懂她们的话,常常要他做翻译。
    我想,正是金先生身处的这样一种语言“乱世”,造就了他这么一个语言的“英雄”,让他具有了准确辨别不同语言并能很快适应和熟练使用的智慧与能力。而这样的一种辨别、适用和运用的智慧和能力,很快又被他举一反三,扩及到其它种种乃至学术的领域。
    这就是说,在实际生活中“学‘说话’”,其意义非同小可,影响着他的一生。在金先生看来,“想”,也是“说话”,是“自己对自己说话”(这是柏拉图呀)。“写”,当然也是“说话”,是“自己对别人说话”(又多了一个反击德里达“文字学”的根据)。
    “学‘说话’”,关键是要学会“听”;而“听”,就要集中全部精力去“听”,所以叫“倾听”。在“倾听”的时候,不要思考;你思考得越多,知识越多,道理越多,它们都会跑出来干扰你的“听”,那还怎么做得到集中全部精力?所以,排除一切干扰,才有可能干干净净、毫无污染,洁白纯净;那么,该听到的,就一点也不会落掉。
    金先生说,“学‘说话’”,首先学会的就是“倾听”。大嫂要他“听”的不是“道理”,平常大嫂很少给他讲“道理”,也不去“说服”他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而是用“物质奖励”去吸引他,通过讲故事不知不觉去影响他。而对金先生呢,大嫂也只要求他去“听”,不需要他去评论,或从中得出什么道理。
    在这个过程中,金先生只是“倾听”和“感受”。他愿意“听”大嫂的,他“感受”到长嫂如母,那无微不至的关爱和温暖。这是一个温暖的海洋,金先生被吸引了进去,完全融入了这个海洋。这是“爱”的力量!这里根本没有也不需要什么理由。“爱”,成为传承的根本渠道,包括对“智慧”的传承和激发。从这个意义上,哲学就成了“在爱的感受中激发智慧”。
    金先生把建立在人类学基础上的解释学“对话理论”,用中国的日常生活事例和语言,讲得这么浅显、简约、透彻;再加上他本人的说话,有着从他大嫂那里传承的干净、清楚、利索,说出来的便成写下来的(伽达默尔是自己说、秘书在打字机上写)。在中国,有金先生这样一个推崇“说话”的知音和同道,我真为伽达默尔高兴。
    不仅如此,金先生他还把问题拓展到了人所意识不到的深层,以及人的行为。追溯到“人之初”,那还不会“说话”的时刻。是呱呱落地的第一声啼哭,然后是动手动脚的试探活动,接触到母亲的奶头,学会了做人要活下去的第一要义:吃。
    金先生说,教他识字的大嫂,她所读的书主要也是几部弹词,如《再生缘》《白蛇传》之类(当时人称之为闲书);而金先生的母亲,识字也不多,看的书也是弹词。这倒提醒了我,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老师,我的母亲。我母亲上过小学,但不久就被她的二姐给“搅黄”了;二姨因为自己不能上,也不让我母亲去上。我母亲喜欢唱山歌、听说书。我小的时候,每逢夏天夜晚,常常在院子里乘凉,邻居们都搬出自家的大桌子或藤编的躺椅,躺在上面,看着满天的星星。此时,山歌就在宅院之间飘来飞去,此起彼伏,不绝于耳。还有,就是过春节或雨季,请一个说书人,聚集在一户人家,听《封神榜》《施公案》之类。
    因为金先生的榜样,我开始认真对待这样的儿时经历:儿时识字不多,却可以成就重大传承,如金先生。当然,民间有许多识字不多的人,也不能低估。正是他们,传承着一个民族的思想文化的血脉,使它们得以深藏于民,在民间川流不息。
    这是一条思想文化传承的独特路径。这种路径,在金先生之前就已经存在,具有代表性的,远一点的有中国禅宗六祖慧能,他不识字,却精通佛教经典,还讲成了一部《坛经》;再远一点的,就是金先生非常推崇的《列子》。
    《老子》,是给帝王将相讲的哲学;《庄子》,是给读书人讲的哲学;而《列子》,则是给平民百姓讲的哲学。中国人绝大多数不识字,这些人就是平民百姓。既然是给他们讲的,就不能过于玄虚,就需要多讲一些日常的老百姓身边的事情,讲一些不识字的人也能听懂的道理。在金先生看来,《列子》正是这样,它不以空言自慰,胜过了庄子,也胜过佛教。甚至,《列子》并不输于卡夫卡,讲一些看起来没有道理的道理,其中有不少的荒唐的故事、荒诞的话,却无不暴露着现实人世的荒诞不经、天理不再。
    由《列子》,金先生自然会再说到阿Q;因为,《列子》实乃“阿Q”之书。最后,谨引金先生的一段文字作为结语:
    “我想,假如阿Q先生能成为哲学家,也著书讲道理,很可能他的大著就是一部《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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