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辨义（5）
http://www.newdu.com 2024/10/08 06:10:18 《文汇报》 佚名 参加讨论
| 国学的“有用”和“无用” 国学有用吗？这要看对“用”如何理解。如果以能否推动现代化的建设，是不是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可否因之而提升，社会道德会不会随之有所改善，环保意识可不可以增强，学术风气是否因此而改变，将这类指标作为衡量的标准，我可以肯定地说国学无此用。那么对于人文精神的建构，对现代背景下人类寻找迷失的精神家园，是不是有用呢？这要看对国学如何定义。如果定义为国故之学，那是专门从业人员整理研究的事情，于一般民众也不见得有直接的用处。如果定义为我国固有学术，那么进入此学术史领域的人就更少了。高深的专家之学，与普通大众何与？但如果定义为“六艺之学”，学理深了，但文献少了，而且有千年流行的“六经”的简装本《论语》和《孟子》，人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直接阅读，也包括于丹的方式。这样的国学，当然有用。不仅有用，而且须臾不可离也。 至于国学作为人文与社会科学从业人员的必要的学问根柢，其用处不言自明，可不置论。就是其他领域以学问为职志的专业人员，包括对传统文化有兴趣的一般人士，如果有机会增益自己的国学修养，也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的。除此之外国学是不是还有其它更宏伟的用处？我就不得而知了。但前面提到的《文汇报》上张汝伦先生的文章，却出人意表地提出了国学和人类命运的关系问题。兹事体大，转述怕违原意，兹抄录全部相关段落—— 国学就是我们古人对他们面临的种种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其中有的只有历史价值，但也有的有永恒的价值，具有相当的现代相关性。人类今天生活在现代性危机之中，这个危机的最无可否认的表征就是人类第一次具有整体毁灭的可能，或用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的话说：“我们第一次面临全球崩溃的危机。”这并不仅仅因为现代科学技术提供了这种全体毁灭的手段，更是因为现代性已经将毁灭的价值因子渗透进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现代性有其自身的逻辑，从它自身的逻辑是无法跳出它的毁灭进程的。好在我们的古人（并不只是中国古人，而是所有人类的古人）给我们留下了另外的可能性，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思维的逻辑。今天提倡国学，已经不是为了要保国保种，而是为了避免人类集体毁灭，探索一种新的生存可能性。这当然不是说国学能救人类，而是说国学还能够提供今天人们需要的思想和智慧。 这就是说，当人类正面临“第一次具有整体毁灭的可能”的历史时刻，我们的国学可以扮演“为了避免人类集体毁灭，探索一种新的生存可能性”（虽然作者特别解释说“这当然不是说国学能救人类”）的历史角色。如果说学术思想终归有益于世道人心，人们应无异议。但如果说国学可以“避免人类集体毁灭”，则是一个尚待验证的假设的命题。 只有宗教家认为，宗教所扮演的是救赎人类的角色。佛教、印度教、犹太教、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伊斯兰教，理论上都担负此种功能。但事实上宗教只能使个体生命的灵魂获得超越性解脱，也就是赐给泥于尘世的个人以天国或者来世的福音，至于整个人类因此全部得到救赎，尚未之见也。人类已经走上了不归路，是不可救的。而一国之学术思想可以有拯救人类的功能，足以“避免人类集体毁灭”，如此大胆的假设，我们在惊愕之余，只剩下无言以对了。 张君的文章还说：“从上个世纪到今天，反对或质疑国学的人，归根结底都不是出于学理或学术的理由，而是出于政治的理由，就是认为国学不但无助于中国的现代化，反而有碍于中国的现代化。”此论未免过于独断。我举两个人，他们对国学概念的分疏与置疑，绝无法归入“出于政治的理由”一类。两位真正的国学大师：钱宾四和马一浮。他们说的“前既无承”和“本不可用”，都纯然出于“学理或学术的理由”。即使置疑最强烈的何炳松，曾与王新命等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也全然是出于如何处理国学和现代学术分科的关系的考虑与权衡，反对摆“大擅场”，提倡“由博反约”的学问态度，何尝有一丝学术之外的“政治的理由”。还有拙《论国学》引录的许地山的《国学与国粹》，也纯然是出于学理和学术，绝无现在常见的那些“间杂”。可见汝伦先生不仅独断，显然也是以偏概全了。 至于国学的学理义涵，我国传统的学术思想，特别是“六艺之学”是否也具有普世价值，这在今天应不成为问题。孔子的“仁”、“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然应该是人类的共德。还有源于孔孟而由宋儒集大成的“主敬”，也是属于全人类的德律资源。不过西方传统中，同样有近似或者相同的价值资源。不是孰好孰不好的问题，而是对话互阐的问题。只不过我们的德律施行起来并不容易。连朱熹都发牢骚说：“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朱子文集》卷三十六））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也发为疑问：“孔子之教，自为至中至正，而后世之真能效法以传其教者，复有几人？”（1898年4月3日南学会演讲）本来文化的“大传统”和“小传统”是互补互动的关系，但在中国，民间的“小传统”总能滋生出一种误读乃至消解“大传统”的力量，把道德的人复位为自然的人。这种情形，作为“大传统”的托命人的知识人士是不是也负有一定的责任？比如尚高、骛远、好为大言等等。平心而论，张汝伦先生的文章就稍嫌言大尚高。为国学投身立命，其情可悯。但立为言说，竟然提出：“今天提倡国学，已经不是为了要保国保种，而是为了避免人类集体毁灭，探索一种新的生存可能性。”这言论不是太大太高了吗？年轻人固然无法信服，年长的人就能服膺吗？那么外国人呢？尽管他们的聪明不在我们之上，也大体能够明白此大言颇接近于宗教的警示语。 作者：刘梦溪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