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辨义（4）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11:11:33 文汇报 佚名 参加讨论
| 现代学术分科的代价自然不是没有，但分科主要带来的是学术进步这一点无论如何不能否定。弥补分科代价的方法，在学人是提倡厚植兼通，在学子是加强通识教育。也没有听说索性大家都回到前清以前，继续用四部标名，要求今天的学子必须通四部，窃以为这是天大的笑话。张汝伦先生说：“中国传统的学术虽分经、史、子、集四部，但却要求学者能贯通这四部。在古代，只通一部或只治一部的人大概是没有人会承认其‘有学’的。”这些大判断问题不少。即使传统社会，不通四部者也不在少数。中国古代的学科分类，最早是孔门德、言、政、文“四科”，《汉志》载刘向、歆父子标为《七略》，南朝阮孝绪分为《七录》，《隋志》始称“四部”。不论是“四科”抑或“七略”、“四部”，能通者也鲜矣。孔门弟子虽号称“皆异能之士”，其于“四科”，也是各有专长，如“德行”为颜渊、闵子谦，“政事”为冉有、季路，“言语”为宰我、子贡，“文学”则子游、子夏。然后是“问题生”一大堆，包括“师也辟，参也鲁，柴也愚，由也喭”等等，还没有一个能通“四科”。其实通四部的说法，是相当晚近的现代语文的说法。古代通儒多有，通四部则未也。故通儒不一定通四部。例如汉代列入《儒林传》的，是博士之学，即当日的经学专家。太史公、刘向、杨雄等，《汉书》里各自有专传，享受的是通儒的规格。但即使史迁、刘向、杨雄三大儒，和通四部也没有因缘。 我们不妨再以晚清以还的中国现代学术为例，本人虽然称那是乾嘉之后吾国学术的又一个高峰期，对一个个老师宿学的学养实绩赞美有加，但又有几人堪称通四部？我在《大师与传统》一文中说：“古代的通儒，是通古今。现代的通儒，还要通中西。现代学者的所谓通，具体说包括三目：一是中西会通，这是20世纪大师的共同特征；二是四部兼通，可以钱穆、张舜徽为代表；三是文史打通，陈寅恪、钱钟书的学术理念堪称典要。”语及兼通四部，我只举出了钱宾四、张舜徽两人，当然还应该包括章太炎，其他未可必也。真正说来，严（又陵）、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之）、蔡（元培）诸通儒，通则通矣，但所通在文史、在中西、在天人，而非在四部。细详通四部所悬置的鹄的未免过奢，准确地说，应该是学兼四部。但是，如果因为强调通人之学而贬低甚至抹煞现代学术学科分类的意义，也会陷入了学术史流变的严重误区。 现代学者的所谓通，主要不在于兼通四部，更主要是中西会通。一个国家的学术，如果离开了域外学术思想的参照与交流互动，自身的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还不简单是学术研究的分类问题，大学的学科建制也与此一问题息息相关。现在综合大学的文史哲各科大都单独立系立所，文学、哲学、历史三科系各有自己独立的渊源和师资力量。如果每个大学都设立国学研究院，那么和同一学校的文史哲各系科是什么关系？综合研究和分科研究的分工论不能构成正当理由，因为文学、哲学、史学领域的从业人员，也需要综合研究，也有成为通儒的学术追求。实际上凡以学术为职业者，不管何种类科，都是既需要专精，又需要会通。所谓国学“可以松动和消解由于现代学术分科产生的学术壁垒”，此义何解？是不是要根本取消大学文史哲等人文学的分类分科分系，而以国学一科系取代之？我虽不谋食于大学，亦不能不为大学忧也。 况且现在还是专家之学的时代，如果弃专业分工于不顾，大力推演所谓通人之学，势必凌虚蹈空，倡大言于天下，不知为学何似矣。我们本来有假大空的传统，难道欲以国学之名推波助澜乎？其实国学根柢好的学人，也未必就是通儒。也许恰好相反。如果泥于古而轻于今，只解释文句而不讨论问题，只知有中，不知有西，已是大大的不通。再将学术分科与通识教育对立起来，专家为专业所误，更是不通加上不通。 兹有一事，不能不予辨识。就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国学热到底因何而中断？人们不察，很容易以为是“由于国难而中断”，事实并非如此。北大国学门1922年成立，1927年停办，清华国学研究院1925年设立，1929年停办，并不是由于国难的原因。相反1927至1937的十年间，正是我国各大学学术进入秩序状态的比较好的时期，许多成果都在这一时期出现。陈寅恪一生为学最稳定的时期，也是这十年。北大、清华两校国学专门机构的停办，非为他因，而是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两校的学科设置基本构建完成，文史哲各系科分工并立于当世，国学作为独立系科的位置遂发生动摇。 现在大学设立国学院，同样有此问题。或曰现在的国学院之设，意在培养通儒、培养国学大师。其不知通儒的造就与分科与否并无直接关联。国学大师百不一遇，那是时代知识系统与个人学养结构双重累积的结果，岂体制化的设计所能达致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