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辨义（3）
http://www.newdu.com 2024/10/08 06:10:12 文汇报 佚名 参加讨论
| 国学和学术分科 国学和现代学术分科问题，始终是探讨国学不能绕开的问题。胡适不是说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省称吗？但他同时也说，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就是文学的归文学，史学的归史学，哲学的归哲学。文史哲已经化分为三科，那么国学属于哪一科？所以提倡国学最力的朋友，不得不向现代学术分科发出置疑。也许张汝伦先生是置疑行列里最强烈的一位。他在刊于《文汇报》的文章中写道：“近代以来，我们在接受西方现代的学术分科的同时，也逐步接受了与之相应的僵硬的学科壁垒，以为文史哲是完全不同的三种学科，没有贯通研究的可能。”文史哲分为三种学科，就会形成“僵硬的学科壁垒”，致使贯通研究成为不可能吗？ 文史哲不分家是就一个具体学人的学养和知识结构说的。作为研究对象，它们还是要分开的。20世纪现代学术的文学的、史学的、哲学的各专业领域，学术研究硕果累累，现代学术分科与有功焉。所谓如果坚持用学科区分来看待研究对象，就会导致对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及其著作，对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尼》，无法作政治学的、历史哲学的、美学的、思想史的、古典学的、社会学和法学的综合研究。我认为此种担心缺少学理和事实的依据。中文系的学人，就不能对《安提戈尼》作政治学和哲学的研究吗？历史专业的学人如果研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就不可以对之作哲学和伦理学的研究吗？莫非只有国学院的学人可以综合，其它系科的研究者就不能综合？事实上，分科后的文史哲学人，也必须有综合的学问根柢，这是人人都晓得的经验和道理。 张君还举中土载籍为例，说《汉书·艺文志》“也很难说它只是史学的文献而不是哲学的文献”。对文史学者来说，这是一个无意义的判断。岂止《汉志》，《左传》、《国语》、《史记》，哪个不既是历史著作，又是文学著作？张文还说：“《庄子》显然既是哲学也是文学。可是，按照现代的学科区分，这些文本的有机意义被人为分割了。中文教授可能会对学生说，我只把《庄子》作为文学文本来研究，它的哲学思想可以去问哲学教授。而哲学教授同样会不管《庄子》的文字，而只管所谓的哲学。”我怀疑这些描绘更多是汝伦的想像之词。所谓文本和文献的研究，就是要对文本和文献进行分疏，打开来，拆开来，或者“分割”开来，作多角度的诠释，既分析，又综合。何止《庄子》，先秦诸家，孔、孟、荀、韩、老的著作，都有哲学的、思想的、文学的、美学的、语言学的多重义涵，文史哲各科谁可以得而专之？又岂止诸子，“四部”典籍，还不是文史学者和社会科学学者甚至自然科学学者，共同取资研究的对象吗？退一步说，索性我们不作“现代的学科区分”，那么例如对《庄子》，我们又可能作怎样的研究呢？难道只能作笼统的“国学”的研究吗？ 元稹和白居易的《新乐府》，当然是文学研究的对象，可是史学家陈寅恪恰好写出了《元白诗笺证稿》这样的史学的和文化社会学的著作。《柳如是别传》自然是史学著作，但所依据的资料反而以钱（谦益）、柳（如是）、陈（子龙）的诗文为主。“诗史互证”是史学的方法，也是文学的方法。这又是文史哲的分又不分的特点。学科是分开的，但研究对象和取资的材料以及研究方法，显然又不必也不可能截然分开。学文学者可以不读哲学和历史吗？文史哲不分家，固然。但中国的学问传统，更主要是文史不分家，所以才有读书人家无人不晓的文史之学。老辈许多学人，例如缪钺、程千帆等，所精通者都是文史之学。而出文入史也就成了通常的为学次第。甚至还有源自东方朔的“文史足用”一说。文最简，史要深一层，经更深一层。经史高于文史。“哲”是被遗漏的，因为中国古代无哲学的名谓。说到底文史哲的分科不过是研究和知识整合的需要，总是分中有合，合中有分。但不分，以国学一科取而代之，又万万不可行。 何谓现代学术？何谓传统学术？我们可以给出很多分野。其中，重视学术分类应该是区别传统学术和现代学术的一个标志。我称王国维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开山，原因之一是他对学术分类有充分的自觉。他曾说：“今之世界，分业之世界也。一切学问，一切职事，无往而不需特别之技能，特别之教育。一习其事，终身以之。治一学者之不能使治他学，任一职者之不能使任他职，犹金工之不能使为木工，矢人之不能使为函人也。”又说：“凡学问之事其可称科学以上者，必不可无系统。系统者何？立一统以分类是矣。分类之法，以系统而异。有人种学上之分类，有地理学上之分类，有历史上之分类。”（《静安文集续编》页54、64）拙著《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之第九章“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通人之学和专家之学”（三联版，页103至109），专门探讨的就是此一问题。可以说，没有学术的现代分科就没有现代学术本身。对现代学术分科采取决绝的态度，我认为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可以直接导致学术的倒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