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通过考古发掘的新材料或对已有材料的重新解读，进一步拓展了今人对传统体育认识的版图，“举例来说，传统球类运动中除了蹴鞠、击鞠、捶丸这三大球类运动外，又有一些古老的球类活动形式被发现，像江苏铜山汉代画像石上的倒立滚球运动、隋代徐敏行墓壁画上的绳系球运动、清代绘画《康熙南巡图》中的拍球运动等。”
崔乐泉认为，与西方体育运动较偏重竞技性相比，我国传统体育更讲究娱乐性、教育性与礼仪性，长期以来在提升民族素质、普及运动理念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的很多运动项目流传至今、长盛不衰。比如最迟在1500年前的北魏时期就已产生的踢毽子运动，至今还在群众体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再比如在新石器时代的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陀螺，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仍能见到它的身影。
基于此，崔乐泉认为：“现代体育运动在崇尚竞技的同时，也要注重全民参与和强身健体功能，利于普及的中华传统体育在这方面很有优势，应予发扬光大。随着全民健身计划的广泛实施，因地制宜提高传统体育运动项目的普及程度，对于提升国民身心健康水平、振兴民族体育事业的意义不可小觑。”
“中华传统体育为后人留下了丰厚而宝贵的文化遗产，”崔乐泉说，“体育历史的发展证明，中华民族创造和积累的丰富而优秀的古代体育文化，是奉献给全人类的瑰宝，是支撑世界体育辉煌殿堂的一个重要支柱。”
五禽戏图
江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副教授郑国华：
不以胜败论英雄，尚贵由中
郑国华指出，中国体育文化产生与发展的经济基础是“以农立国”的农业经济，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农业经济决定了中国体育文化具有很大程度的封闭性和内向性，形成了含蓄的、保守的体育思想，其思想核心就是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追求天人合一，顺应自然，持续发展。这就使得中国体育文化自产生之日起就走上了反省内求的道路，人们对这种体育文化追求所产生的结果则是关于如何“正心、诚意、修身、养性”等一系列养身思想及其在治国安邦等现实社会中物化出来的体育内容。中国古代体育思想，不是关于自然的纯知识，而是如何安身立命的道德信条和如何保家卫国的思想。体育养身思想及实用体育便成为中国体育文化的重心，中国体育文化便多从伦理、道德、宗教信仰等文化领域来解释健康的人，把人归于仁、义、礼、智、信之德行，把人性归于善，注重人的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使中国社会始终没有像西方社会那样产生以竞技为主要内容的体育竞赛。中国传统文化是非宗教性的以人为本的文化，它的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造就了中国体育文化的非宗教的世俗性。体育文化的这种世俗性使得中华民族勤劳刻苦，富于务实，在运动过程中寻求一种和谐的体育精神。
从中国体育文化的价值取向来看，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本位和家国一体制，形成了中国体育文化群体本位谦逊、和合的价值观。这种群体本位的价值观，主张人们在体育活动中不以个人胜败论英雄，尚贵由中，和谐相处，事必恭谦，即使是在体育活动中获胜也必须说是对方承让，这种价值观可防止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有助于和谐人际关系，维护集体、社会的团结，最终凝聚为民族的向心力。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