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子至善论的现代意义（4）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8:11:48 思问网 佚名 参加讨论
二、重建儒家形而上学的问题 宋明理学所面对的是佛老，即从印度传入的佛学以及被佛学所激发出来的新的老学。面对外来文化的挑战，先哲们通过他们的努力，吸收其精华，很好地消融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紧张：一是产生了中国化的佛教——禅宗，二是产生了儒家新的形态——宋明理学。而今天所面对的是西学。怎样吸收西学，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在西方，形而上学是科学之王。怎样吸收西方的形而上学、重建儒家形而上学，就是中国哲学所面临的问题。要做这个工作，首先应该弄清楚，在西学的对照之下，如何重新理解儒家传统？要建立什么样的形而上学？ 1、西方形而上学及其奠基问题 先说形而上学。西方人的“形而上学”是什么意思？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是后人在编纂他的遗稿时加的一个书名，本义为：在物理学之后（metaphysics）。“形而上学”一词即由此而来。既然亚氏没有使用“形而上学”这个术语，就只能从该书中讨论的基本问题来切入它。 首先，亚氏从经验作为切入点，来解说哲学大义：“求知是人类的本性。”[20] 苏格拉底说过：哲学就是爱智慧。而“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21]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由经验得到知识和技术”；只不过“经验为个别知识，技术为普遍知识”，所以，“凭经验知事物之所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技术家则兼知其所以然之故”。[22] 要探讨终极原因，就需要一门终极学术。他说： 凡能得知每一事物所必至的终极者，这些学术必然优于那些次级学术；这终极目的，个别而论就是一事物的“本善”，一般而论就是全宇宙的“至善”。上述各项均当归于同一学术；这必是一门研究原理与原因的学术；所谓“善”亦即“终极”，本为诸因之一。[23] 所以他认为：人类需要哲学这样一门终极学术去研究原理和原因，以探求全宇宙的“至善”。 那么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呢？亚氏的结论是：“有一门学术，它研究‘实是之所以是实是’，以及‘实是由于本性所应有的禀赋’。”[24] 他还更直截了当地说：“‘实事’，就‘实事’而论诸属性和所涵的诸对反，恰正是哲学这门所专研的对象。”[25] 进一步说：“学术总是在寻求事物所依据的基本，事物也凭这些基本性质题取它们的名词。所以既说这是本体之学，哲学家们就得去捉摸本体的原理与原因。”[26] 由此可以看出哲学就是“本体之学” 接下来的问题：什么是本体（substance \ essence）？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在第五卷中的阐释是这样的：本体可有两义：（甲）凡属于最底层而无由再以别一事物来为之说明的，（乙）那些既然成为一个“这个”，也就可以分离而独立的——这里第二义并以指说各个可独立的形状和形式。[27] 亚氏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把本体分为三类：“本体之一义即物质；其另一义则为公式或形状；第三义则为两者的复合。”[28] 也就是说，本体要么是质料、要么是形式、或质料和形式两者的复合。 亚里士多德这样判分本体的理由，在于他的“四因说”。他认为： “因”的命意（一）是事物所由形成的原料，以及包括类此的各级物料。（二）事物的通式或模型，亦及事物的基本定义，以及包含在内的各级通式和定义的各个部分。（三）变化或停止变化最初所由以开始者。（四）事物之所以成为事物的目的。[29] 这就是，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 为什么亚氏会提出“四因说”？因为他秉承古希腊传统，认为：“显然，我们应须求取原因的知识，因为我们只能在认明一事物的基本原因后才能说知道了这事物。”[30] 而他的前辈们，要么只谈质料因，要么只说形式因，或者这两者的复合，在他看来都不完整也不全面。 在亚里士多德之后，重提形而上学的是康德。与亚里士多德从经验切入形而上学不同的是，康德是从先验思路切入的。他把人的理性作为形而上学的起点，目的在于：曾经是一切科学的女王的形而上学，现如今失去了家园，成为了一个孤苦伶仃被流放他乡的弃妇。因此康德要改造形而上学。他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的序言中把他自己的理想表述为：“为了改变一向在形而上学中所盛行的进行程序，按照几何学家和物理学家所树立的榜样来使形而上学彻底革命化，这个企图事实上就成为纯粹思辨理性这一批判的主要目的。”[31] 也就是说，他要仿照当时的科学来改造形而上学，或者说要使形而上学科学化。诚如他自己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的结尾处所说：“形而上学不仅整个必须是科学，而且在它的每一部分上也都必须是科学，否则它就什么也不是；因为形而上学，作为一种纯粹理性的思辨来说，所根据的只是一些总的看法。”[32] 那么，康德又是如何为形而上学找到一个起点，为她奠基的呢？他说：“我们的理性，象生了自己珍爱的子女一样，产生了形而上学；而形而上学的产生，同世界上其他任何东西一样，不应该看做是出于偶然，而应该看做是为了重大目的而明智地组织出来的一个原始萌芽。”[33] 显然，人的理性就是康德为形而上学找的一个阿基米德点，用理性为形而上学奠基。 康德是怎样理解哲学的呢？他说：“人们可以把全部以经验为依据的哲学称为经验哲学，而把完全以先天原则来制定自己学说的哲学称为纯粹哲学。单纯是形式的纯粹哲学，称为逻辑学；当它限制在知性的一定对象上的时候，就称为形而上学。”[34] 接着他对形而上学进行了分类：“按照这种分类，产生了两种形而上学，一种是自然形而上学，一种是道德形而上学。”[35] 如此一来，他的重心必然就放在了道德形而上学上。 他研究形而上学的目的在于：“形而上学必须是个出发点，没有形而上学，不论在什么地方也不会有道德哲学。”[36] 因为他说：“首先要把道德哲学放在形而上学的基础之上，等它站稳脚跟之后，再通过大众化把它普及开来。”[37] 这里，康德是用形而上学为道德哲学奠基，而牟宗三是用道德为形而上学奠基。 为什么康德要设定一个神（上帝）或者说是一个至上存在体？这是由于他认为理性是有界线规定的，他说：“如果审慎的批判不守住理性的界线，使理性只使用于经验，而且不限制理性的奢求，那么我们的‘理性只用于可能的经验’这一原则本身就会变为超验的，我们的理性限度就会被当做物本身的可能性的限度。”[38] 这是“因为我们看出在那些限度以外还有东西（尽管我们永远不知道那个东西在自在的样子）”。[39] 由于康德先行设定了理性，而理性又是有限的，只能使用于经验，也就是说，理性只能认识现象，不能认识物自身，所以他说：“我们一定要设想一个非物质性存在体，一个理智世界和一个一切存在体（纯粹的本体）中的至上存在体。因为理性只有在作为自在之物本身的这些东西上才得到彻底和满足。”[40] 当然这是在他的所谓“理论理性”的意义上说的。 下面接着说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奠基问题。海德格尔认为： 后亚里士多德的西方形而上学，其形成的动机之一，涉及到对形而上学的内容的划分，并来源于基督教所信仰的对世界的说明。于是，按照这种基督教的世界意识和此在意识，存在者总体便划分为神、自然和人，而其领域随即也就分成了：其对象为（最高存在者）的神学、宇宙学和心理学。它们构成了形而上学的下属的科目。与这种科目不同，一般形而上学（存在论）把‘一般’的存在者作为对象。[41] 这便是海德格尔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总结：一般形而上学研究“一般”存在者，下属形而上学分别研究神学、宇宙学和心理学。 在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中，海德格尔给了康德很高的评价。那是因为：海德格尔“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解释为形而上学的一种奠基，这样来强调，形而上学问题是某种基础存在论的问题”。[42] 因此，他首先发现并且肯定：康德哲学的意义就在于它乃是“形而上学的一次奠基”[43] ；“为总体的形而上学奠基，就是揭示存在论的内在可能性。这就是在康德‘哥白尼式革命’这个题目之下总是被人误解的思想的真正意义”。[44] 海德格尔认同康德，就在于他自己也认为形而上学是需要奠基的。确实，康德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他用理性来为一般形而上学奠基的。所谓“奠基”，海德格尔这样理解：“作为建筑计划的筹划，形而上学的奠基又决不是抽象地建立一个体系及其各个层面，而是对形而上学的内在可能性进行建筑术上的范围界定和标记，也就是说，对其本质进行具体规定。”[45] 因此，他说：“对形而上学本质的探讨就是对人的‘心灵’诸基本能力之统一性的探讨。康德的这一奠基表明：对形而上学的证明就是对人、亦即对人类学的探讨。”[46] 为什么海德格尔说对形而上学的证明就是对人类学的探讨呢？因为他认为：“形而上学的奠基是在对人的有限性的探讨中建立起来的。”[47] 因此，康德的奠基工作的“真正成果”是他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人是什么？这个问题涵盖了康德的另外三个基本问题：我能知道什么（宇宙学）？我应做什么（心理学）？我可希望什么（神学）？[48] 海德格尔是这样来说明康德这四个问题之间的关联：人类理性不只是因为它提出了上述三个问题而成为有限的，相反，正因为它是有限的，它才提出这些问题，就是说，由于它的有限，对它来说它的理性存在取决于有限性本身。由于这三个问题都在探讨同一个东西，即有限性，因此“它们都可以”与第四个问题“相关”：人是什么？[49] 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说：“ 毫无疑问，只有一种哲学人类学才能接受为真正的哲学、为下属的形而上学奠基的工作。”[50] 海德格尔在康德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挑明了西方形而上学奠基的困难。他说：“形而上学奠基的难题在对人的此在的探讨中，即在对人的最内在的根据、对作为本质生存之有限性的存在领悟的探讨中，找到了它的根。”[51] 因为：“生存作为存在方式，本身就是有限性，而作为有限性，它只有基于存在领悟才是可能的。”[52] 进一步说就是：“比人更原始的是人的此在的有限性。”[53] “这样一来，形而上学的奠基就奠定在某种此在形而上学之中。一种形而上学奠基至少本身必须是形而上学，即某种卓越的形而上学，这难道有什么奇怪的吗？”[54] 在海德格尔这里，这当然不奇怪，因为他认为：“对存在者的存在的任何探讨，尤其是对那种存在者——其存在机制包含着作为存在领悟的有限性——的存在的探讨，都是形而上学。”[55] 为形而上学奠基的形而上学就是此在的形而上学，就是基础存在论。所以他说：“基础存在论是为了使形而上学成为可能而必然要求的、人的此在的形而上学。”[56] 而基础存在论就是要研究“存在问题”，故而他这样说：“存在问题的目标不仅在于保障一种使科学成为可能的先天条件，而且也在于保障那使先于任何研究存在者的科学且奠定这种科学的基础的存在论本身成为可能的条件。”[57] 这里，海德格尔点明了西方形而上学奠基的全部困难在于：人的有限性，在于有限的人对存在的领悟。如果用儒家文化来看待西方形而上学的奠基问题，情况可能就会有所不同。下文会说到儒家可以怎样看待形而上学的奠基问题。 总而言之，西方的形而上学都是从一个存在者出发的，这个存在者就是本体；而且，形而上学还是需要奠基的。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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