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网-国学经典-国学大师-国学常识-中国传统文化网-汉学研究移动版

首页 > 传统文化 > 宗教哲学 >

书院学派概述

春秋末期,孔子创立了儒家学派。孔子去世后不久,儒家学派开始分化,到战国时期,形成了所谓的儒家“八派”。在战国的儒家“八派”中,以孟子和荀子所代表的学派最为重要。孟、荀两派虽有争论,但却共同以孔子为自己的宗师,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为经典,主张礼乐、仁义和中庸之道,重视道德教育和心性修养,提倡以德治和仁政为基础的“王道”政治,维护君臣、父子、夫妇等社会伦理关系,这些内容成为后来儒家所尊奉的最基本的主张。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 策,儒学开始成为中国封建时代的统治学说。汉代的儒学以经学的形式展开,于是,儒学中的派别也就以经学中的派别人微言轻其主要的标志。在西汉时期,盛行的是今文经学派。今文经学派中又可细分出许多小的派别,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春秋》学中的“公羊学派”。今文经学派对西汉的政治有很大的影响。从西汉末期开始,刘歆提倡古文经学。发展到东汉,古文经学派开始崛起。虽然今文经学仍在政治上起重要作用,但在学术上,古文经学逐渐产生取代今文经学的趋势。到东汉末期,经学大师郑玄立足古文,兼采今文,融会贯通,遍注群经,形成了以古文经学为主的“通学派”(亦称“郑学”或“综合学派”),并得到了十分广泛的流传。
    曹魏末期,王肃利用其在政治上所拥有的势力,试图与郑玄“通学”立异,他同样也遍注群经,形成了所谓的“王学”。至西晋初期,司马氏当政,“王学”与“郑学”两派并立为官学。实际上,这两派有很多共通之处,他们都是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从对立到混一的产物。魏晋这际,又有玄学学派的崛起,玄学家“援道入儒”,力图以道家的语言来解释儒家经典,而实质上是想调和儒、道两家的思想。南北朝时期,政治上的分裂也导致了儒学的分化,当时有所谓“南学”、“北学”之分。隋唐时期,全国政治统一,唐初的孔颖达奉旨编成《五经正义》,以“南学”为主统一了南北的“义疏”之学。但是,从总体上说,南北朝至隋唐期间,儒学的学派特征并不明显,基本上是东汉古文经学的延续。
    儒学发展到北宋时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形成了儒学中的“理学”或“宋学”形态。理学产生的背景颇为复杂,它既是儒学自身矛盾运动的结果,也是在外来异质文化的挑战和冲击之下,中国固有文化传统所作出的创造性的回应,同时又与中国封建社会的阶段性转型的政治特点联系在一起。理学正式崛起于北宋仁宗的庆历之际,最初有以胡瑗为代表的“安定学派”和以孙复为代表的“泰山学派”等,这些学派对否定旧有儒学形态笺注经学有很大的贡献,基本上完成儒学从章句训诂之学向性命义理之学的转化。到了北宋神宗的熙宁、元丰之际,义理之学中的性理之学成为主流,出现了以周敦颐为代表的“濂学”,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以程颢、程颐兄弟为代表的“洛学”,以王安石为代表的“荆公新学”,以邵雍为代表的“象数学”,以苏轼为代表的“蜀学”,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涑水学”等诸多理学流派。在这些学派中,相对说来比较重要的是“濂学”、“关学”、“洛学”和“荆公新学”。
    从南宋开始,二程的“洛学”蔚为理学之大宗,发展成为以朱熹集大成的“闽学”,即后世一般所说的“程朱理学”。就在讲求“道问学”的程朱理学派形成之同时,理学内部也出现了反对派,那就是讲求“尊德性”的陆九渊“心学”一派,即所谓的“象山学派”。此外,当时还有讲求“事功”的浙东学派,包括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婺学”(亦称“吕学”)、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
    元、明二朝,沿理学的路子走下去。程朱理学由于得到朝延的支持和提倡,登上了“正 统”的宝座,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学说。但正因为如此,程朱理学一派丧失了发展的余地,而理学中“心学”一派,由于得到王阳明“王学”的加入而变得富有生气,发展到了明中叶以后,“王学”十分流行,衍生出许多小的流派。但是,“王门后学”后来变得日益空疏,流为“狂禅”,这标志着宋明理学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明末清初,出现了一批批判总结宋明理学的学者,就学派而言,东林学派已经对“阳明学”有所驳正;由黄守羲首开的清代浙东学派则对宋代理学尤其是象数学多所批评;由顾炎武倡导的“舍经学则无理学”的学术取向,则直接导向后来的考据学派;而以颜元、李恭为代表的“颜李学派”,则由批判宋明理学的空疏而主张“践履”的实学。
    清代的儒家表现为经学的复兴。表面上,程朱理学仍然是官方正统学说,但实质上清代的学术主流已不是理学,而是以回归儒经原典的考证之学为大宗。儒学的这一重大转向,就外因而言,主要是由于异族入主中原后采取防范知识分子的高压政策。就内因而言,则是儒学自身演进的内在逻辑,即理学内部“道问学”与“尊德性”两派各是其是的争论,促使一部分儒者另辟蹊径,回归儒经原典去寻找孔孟原儒立论的依据。从学派上区分,清儒有“吴派”、“皖派”、“浙东学派”、“扬州学派”、“常州学派”等。此外,还有对考据学派不满的清代“宋学派”,它主要以崇尚文辞的“桐城派”为代表。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吴派”、“皖派”和“浙东学派”。“吴派”志于惠周惕而成于惠栋,主张搜集汉代经师注解,另以疏通,以阐明儒经大义。“皖派”志于江永而成于戴震,主张从音韵、训诂、天算、地理、音律、典章制度等方面入手,阐明经典中的大义和哲理。由黄宗羲开创的清代“浙东学派”与吴、皖两派有一定的关联但又不尽相同,其主要特色是经史并重。
    历史演进至清代道光、咸丰年间,乾嘉时期盛行的考据之学已发展至极,于是儒学又生变局,一方面是清廷“文字狱”的恐怖氛围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淡化,另一方面则是新的社会政治危机正在日益加深。主要从“皖派”衍生出来的“扬州学派”,已开始不满于皓首穷经却不解世事的风气。而讲求“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派也开始崛起,出现了以计存与、刘逢禄为代表“常州学派”;鸦片战争爆发前后,属于“常州学派”的龚自珍、魏源,打出《春秋》“公羊学”的旗号以议时政、思变革。
    近代儒学的学派比较简单,主是今文经学派,从龚自珍、魏源开其端,经戴望、廖平至康有为、梁启超,儒学研究与经世、救亡、图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后发展到“托古改制”的维新改良运动。古文经学派则基本延续了“乾嘉学派”的风格,但其学术取向也发生变化,尤其是到了章太炎那里,从儒学的研究中引出国民的民族意识,以作为反清排满、民族救亡的理论武器。此外,近代还出现一批调和“汉学”、“宋学”的学者,主张“汉宋兼容”,其中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湖湘学派”比较突出,他们从“桐城派”那里发展而来,但在“考据、词章、义理”之外又加上“经济”的内容,表明了时之使然不得不变的趋势。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严格意义上的儒学学派已经不复存在,但就儒学研究而言,“古史辨派”和“新儒家”基本上形成一个学者群,所以不妨也以学派来看待。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