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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保姆”与“反哺”问题

近现代史酿下三方面难以弥补的贻误,恰恰成为中国大陆难以迈进现代化的高高门槛,即超巨型人口,资源约束、生态恶化和精神损伤。一个勤勉、聪慧的民族,并不具有西方那种无限需求、无限扩张的经济特性,一向在“天人合一”哲学下顺天应人,仅仅是为了维持最低限度的温饱,就不得不与生态环境顽强冷战并遭到大规模报复。大陆巨量人口与有限资源的比率日益严重,使得人们在大陆内部既无法实现配置的大体均衡,更无法实现财富的剩余积累。尽管如此,人口与资源的严峻比率毕竟可以通过加入国际经济体系,转嫁向世界市场以寻求配置均衡的解决,这在战后已有日本一类成功的范例。精神损伤的治愈才是倍加艰难的。近代以来在外来文化的围追堵截下左冲右突、千回百折的民族精神已伤痕累累,气息奄奄,以致没有人能够出来像当年痛加疗救国民劣根性那样大喝一声提醒道:嘿!你有病了。人们担心自己已临近一种失去进取张力的边缘。既缺乏反刍、消化和吸收异族精神的胃口,又失却了咀嚼民族传统精神的干草以淘漉出鲜奶来养活自己的能力。“一齐撕破”传统并刨祖坟,尝试过;鲁训曾有过“最好不读中国书”和“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激进,孙文也有过“追欧揖美,旧邦新造”的雄心,中共更有过“两个彻底决裂”的革命运动,最终都被顽强的难变的传统生活销蚀了。
    依靠思想保姆在人造无菌环境下哺育子代,必然使孩子稚嫩、孱弱并易于变异。哺乳最成功的红卫兵一代恰恰成为哺育乳失败的一代,成老年人至今对他们象吃了兽乳般造反耿耿于怀。反哺乳则是社会变革的需要。当上两代人的创造力在长期的思想僵滞中被掏空,其精神源泉已干瘪时,当成老年人很难自觉、主动地汲取自身经验以外的知识时,当社会风气变得“圆熟”并热衷于相术、气功等“知天命”、“得道”之类东西时,下一代人在精神上对上一代人的反哺乳,就成为必然而且必须的事情,像五四时代新青年给社会注入新文化的因子一样不可避免。问题是人们不应对这种注入感到惶惶不可终日,如丧栲妣。反过来讲,如果人们真的变得只能哺乳下一代,而无法接受下一代人的反哺乳,那就反证出他们的确太老了,难免被淘汰。一个人知识结构和精神气质过于陈旧,就会呈现出严重的排他性。拒绝反哺乳在本质上是对于早年内化于心中的信仰、思想硬核的捍卫。一种护卫道义的神圣感,不知不觉中会变为顽固、迂腐的殉道情结。从生理学上讲,拒绝哺乳就只能靠咀嚼自身的有限养料而孱弱下去,从社会学意义上讲也是如此。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