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公德是人类最先进的道德体系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5:11:05 光明网 佚名 参加讨论
| 摘要： 我在写作有关互联网公德的专著中，曾经遇到这样的提问：互联网所需要的伦理学是什么？笔者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很明确：互联网健康成长需要的是社会主义公共道德，理由也很简单：因为社会主义公德是人类伦理道德发展至今形成的最新形式和最高境界，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将这种最先进的伦理道德引入互联网这个划时代的公共信息服务器，是理所当然的。笔者将有关的观点摘录下来，就形成本文。 关键词：社会主义 公德 最先进体系 我在写作有关互联网公德的专著中，曾经遇到一些专家学者的诘难。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互联网所需要的伦理学是什么？这种提问促进我的思考，渐渐形成了这样的明确的看法：互联网健康成长需要的是社会主义公共道德，理由也很简单：因为社会主义公德是人类伦理道德发展至今形成的最新形式和最高境界，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将这种最先进的伦理道德引入互联网这个划时代的新型信息交流服务器，是理所当然的。我在完成有关书稿后，又将这部分论述单独抽出来，形成这篇文章。 一、从“天下为公”的大道至社会化公德原理 公德，就是公共道德、公民道德的简略表达。公德，突出一个“公”字，强调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对公民行为进行规范的道德准则，公德面前，人人平等。公德，是相对于私德而言的。梁启超认为，中国传统道德弱点是重私德，轻公德，他将“克己复礼为仁”等重大命题说成是私德命题。我赞成梁启超先生主张中国伦理学进步应该重点发展公德的想法，但不同意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重点说成是私德。在传统伦理学中，礼，是一个核心范畴。荀子曰：“礼者，人道之极也。”礼，包括礼仪、礼貌、礼教、礼法，都是对人们行为的外部规范，也就是社会公共的规范，所以，在传统伦理学中，“礼”包含了公共道德规范的内容和形式，当然，“礼”的范畴也包括家族、家庭等私德规范。但这些规范也是得到社会公认的。而将道德和法律相统一的礼法，更是确保国家正常运转的公共规范。荀子曰：“道之与法也，国家之本作也。”他还指出：“至道大形，隆礼重法则国有常。”据有关专家考证，“复礼”就是要求通过反复练习、操习那些公认的社会礼仪、礼法规范，“学而时习之”，并据这些规范的要求“克己”，即克服自己内在的不合礼仪、礼法的素质，达到符合仁义道德的精神水平。 在中华伦理学的历史上，公德思维源远流长，先秦的主要思想家虽然观点差异，但都有一种立足天下、心系黎民百姓的宏大胸怀来确立伦理道德的人文关怀。特别是墨子和荀子，已经从“公”“民”的视角确立判断是非利害的准则。《礼记》梳理了各个流派观点，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命题。由此形成公共道德的基本立场和观点：以天下为己任，为所有的公众谋福利，同时，又要求“天下兴亡，人人有责”，对人类全体公民遵循礼法和尽社会责任义务进行公共规范。因此，公德，又可称为人类公德、社会公德、规范公德。 人类公德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发展过程，到近现代，就形成了社会主义公德这种最先进的道德体系，社会主义公德以共产主义道德理想为前进方向的，形成社会主义公德进化的价值导向系统。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公德吸取了空想共产主义的某些思想精华，也包括吸取了中国传统上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同时，社会主义公德又为共产主义伦理道德提供基本素材。在未来理想的大同社会中，一定会以升华的形式保留社会主义公德的某些规范。就像社会主义公德体系中包含了对以往一切时代的伦理道德思想的精华和精髓。 社会主义公德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根本之处，就在于这种公德原理是建立在实践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将理想与改造现实的群众实践紧密联系在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小康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解决现实道德实践问题。 在被恩格斯称赞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即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最后一条中，马克思提出：“哲学家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改变世界。”在这个提纲中，马克思还提出了著名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命题。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也表现了这种实践唯物论的基本态度。不是将主要精力放在思考和解释抽象的“善”是什么？而是将公德原理运用于改造世界的实践。 在这个提纲里，马克思还明确提出实践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人类。”也就是告诉人们，他所说的“实践”不是单个人的行动，而是“社会化了的人类”的“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那么，什么是“社会化的人类”呢？就是指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形成的全人类的整体联系形式。在英语中，socialize有两个相近的含义：使社会化，使社会主义化。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的，是通过对资本主义自在自发社会化大生产形式的自觉地改造，使社会化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转化。而社会主义自觉的社会化相比资本主义的自发的社会化一个优势，就在于社会主义国家以人道主义的态度和方法调节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自发产生的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以和谐的方式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践唯物主义的这个立脚点决定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一定是面向公众的应用的伦理学。 实践唯物论以人民群众为实践主体，引导民众向“天下为公”的共产主义公有制社会前进。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地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实践唯物主义改造世界是使整个社会通过社会主义阶段，向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形式前进。恩格斯还指出：“现代唯物主义，它和过去相比，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其理论终结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实践唯物论就是在共产主义的理想道德指引下对现实世界的批判和改造的哲学。因此，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而这种伦理道德建立在“社会化人类”的立脚点之上，是以全体人民利益为依据的公共道德。 二社会主义公德代表人类进步理想 社会主义公德系统作为人类最先进的伦理道德体系，又孕育着共产主义道德理想。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的道德是“代表着现状的变革，代表着未来的那种道德。”社会主义道德是以“天下为公”的要求不断改造现成社会的理想道德体系。彻底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由于道德缺失形成的种种弊端，为当今世界的最优秀思想家所欣赏和赞同。 人类世界在经历了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的洗礼后，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市场机制及其世界化形成的各种弊端更加突显出来，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思潮也迅速在全世界蔓延，而在各种批判中，惟有社会主义的道德批判代表着未来发展进步的方向，因此，成为趋之若骛的进步潮流，在世界的科技、文学、美术等各种各样的领域的众多顶级人物中，有不少社会主义的支持者。在二十世纪末西方著名媒体评选出“千年思想家”中，处于前三位的马克思、爱因斯坦、甘地，都是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人物，在中国，第一个提出“振兴中华”的孙中山，也是一个社会主义的追随者。而真正领导中华复兴之路的就是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始终带领中国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共产党。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爱因斯坦也有类似从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社会化角度理解人的本质的观点。爱因斯坦说，只有从个人奋斗与为社会服务的“多种多样的、时常是相互冲突的努力，才能说明一个人所独有的性格”，虽然爱因斯坦认为个人内心平衡的程度和为社会福利贡献程度的“相对强度”很可能取决于遗传，“但他最后表现出来的个性，其形成主要取决于人在发展中所处的环境，取决于他成长于其中的社会结构，取决于那个社会的传统，也取决于社会对各种特殊行为的评价。对个人来说，‘社会’这个抽象概念意味着他对同时代以及过去各代人的直接关系和间接关系的总和。”这种观点有点类似中国传统的“性相近，习相远”的思路。显然，在爱因斯坦看来，从社会关系总和的角度理解人，并不否认个人的各种心理和遗传因素，而是全面地包含了这些因素。是从个人的全部社会关系总和着眼，真正地理解和把握每个人的个性特征形成的环境原因。 从社会关系总和的角度考察伦理道德问题，必然是从全体人民的利益出发的公德视野，将全人类的共同幸福作为基本价值观取向。爱因斯坦在《为什么要社会主义？》一文中，将“应当是什么”首先要回答“人类所向往的目标”是什么的问题。在回答这个问题时，爱因斯坦选择了社会主义的方向，他指出：“指引社会主义方向的是一个社会——伦理目的。”在爱因斯坦看来，这个伦理目的的终点是一个“自由幸福的人类公社”。从德文的原始含义看，这个命题类似马克思在定义共产主义社会形式提出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命题。社会主义公德，就是向共产主义理想目标前进中，社会的所有公民应该遵循的公共道德规范。因此，社会主义公德既体现了人类大同理想的前进方向，又从社会主义对现实世界改造的实际出发，表现了求真务实的精神。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首先表现在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爱因斯坦在伦理学上，还有一个类似孔子的“克己复礼”的思路，他在《人类生活的目标》一文中谈到理想社会的目标时说：“我们的犹太祖先，即先知者，以及中国古代圣贤了解到并且宣告：使我们人类生活定型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树立并使人民接受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一个自由幸福的人类公社，要求人们通过内心不断的努力奋斗，把自己从反社会性的和破坏性的本能的遗传中解放出来。在这种努力中，理智能够成为最有力的辅助。”据有关的研究，在德语中，公社的含义就是社会共同体，因此，“自由幸福的人类公社”与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命题在抽象的意义上有类似性。在爱因斯坦看来，这种“自由幸福的人民公社”与中国古代圣贤说的“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有类似的整体和谐性。而中华美德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德的重要思想源泉之一。 孙中山领导的是资产阶级革命，但他的哲学思想更加先进。孙中山用中国传统的“人道”概念理解社会主义，他指出：“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人道主义，主张博爱自由平等，社会主义之真髓，亦不外此三者，实为人类之福音。”他还比较了社会主义的博爱与中国传统的“博施济众”、“兼爱”等思想，指出：“社会主义之博爱，广义之博爱也。社会主义为人类谋幸福，普遍普及，地尽五洲。”孙中山还以“天下为公”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这样，他就极大地推进了中国传统的“民本观”。并成为“民本观”与社会主义公德理论的中间重要环节。 三社会主义公德是对市场经济的公平规范 人类在进入社会化大工业时期以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及其在全世界的扩张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上显示了强大能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它的巨大威力做了形象化的描述。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也强调价值规律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摧毁了以往文明形成的许多成果，包括在伦理道德领域毁灭了封建礼教和小生产者的人伦私情。但是，资本主义本身并不产生道义，在资本主义的学说中，道德是金钱的奴仆，虽然斯密要求资本家在去市场时，必须具备各种道德素质，但西方传统的《圣经》的道德说教已经难以满足市场经济对道德的需要，尼采就喊出了“上帝已死”的反道德口号，作为资本人格化代表的资本家在追逐利润时，往往毫不犹豫将这些道德规范抛弃在一边，资本主义只能通过建立健全比较完善的法律制度来维护市场机制运转下的正常秩序，但是，这个法制体系在道义支持系统上历来显得先天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崭新的道义力量产生了，那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类理想目标。 在向共产主义前进的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始终高扬着道义批判的旗帜。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主义就是在继续坚持充满活力的市场机制推进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基础上，用社会主义的公共道德批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形成的种种社会弊端，用共同的理想道德教育人民群众和谐相处，向共同富裕和文明的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进步。 孙中山运用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改造资产阶级革命，这在当时具有普遍性，不少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均试图学习社会主义的思想，用以改造资本主义制度，以便与社会主义阵营较量。罗斯福、丘吉尔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罗斯福通过运用凯恩斯的宏观控制理论，加强了政府对市场的引导，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贫富差距，使美国度过二十世纪初的经济危机，走向繁荣的起点；改良主义在西欧国家十分普遍。在这些具有道德意义的经济实践基础上，在西方伦理学界也形成了某些重视公平正义的伦理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的规范伦理学。我认为，罗尔斯的《正义论》是一部对成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公平正义规范正确总结的伦理学的经典著作，在肯定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许多弊端进行了伦理学的批判。对我国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伦理道德体系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借鉴。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历来的态度。 社会主义在发展中也经历了自己的曲折，特别是在“左派”幼稚病的发作下，前苏联和我国都出现过分夸大计划控制的作用，结果使空洞理想限制了充满活力的市场机制的作用，特别是在前苏联和中国中，东方民族的集权制传统深刻影响，更加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民主制度，我国在建国初期虽然尽力抵制前苏联的集权制影响，但是，两千多年封建传统还是使我国的制度出现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这使许多群众对社会主义的道德理想产生了怀疑。在前苏联解体后，俄国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解决这个问题，由于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已经在俄罗斯人民心中扎根，所以在普京总统领导下，俄国能够很快克服市场经济自发产生的种种弊端，重振了大国雄风！我国在进行市场经济改造中，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共产党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因此，能够比较好地处理社会主义公德跟市场经济的关系，领导中国走向复兴之路。 江泽民同志指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社会主义公德，就是共同富裕的目标在伦理学中的表现，由此形成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对市场的正确引导，就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根本区别点。 邓小平指出：“我们提倡按劳分配，承认物质利益，是要为全体人民的物质利益奋斗。每个人都应该有他一定的物质利益，但是这决不是提倡各人抛开国家、集体和别人，专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奋斗，决不是提倡各人都向‘钱’看。要是那样，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还有什么区别？我们从来主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有了矛盾，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一切有革命觉悟的先进分子必要时都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我们要向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努力宣传这种高尚的道德。”邓小平在这里明确地把为全体人民的利益、国家和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作为“高尚的道德”，是社会主义区别资本主义的重要标志。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公德学说的新贡献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从伦理学当代创新发展的角度看，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对社会主义公德学说做出了重大创新贡献。如果说，社会主义公德代表着人类公德最高的水平，那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形成的公德学说，又代表了社会主义公德的最高水平，并将中华美德“民本观”等思想精髓推向一个前所未有高水平和新境界。 毛泽东为我们党和军队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成为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核心；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进一步将全体人民的利益和国家整体利益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三个代表”确立的以“两个先进”为“一个根本”服务的系统，使我们党更加明确了新时期运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服务大众的思路；我们党在新世纪提出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建党思想，更进一步明确了我们党为公、为民的公德立场；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的理念与构建“和谐小康”社会的整体目标；近年来，我们党提出的公民道德规范和准则和社会主义荣辱观，使社会主义公德系统更加完善。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更加明确说：“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是内在统一的。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谐，没有社会和谐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这样，总书记就将具有明显伦理道德的社会和谐理念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科学社会主义最新成果。 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后，专家学者纷纷从价值观角度对“以人为本”的命题做了解释，各种观点五花八门。其中就有人特别强调要把“以人为本”与“以人民为本”“以民为本”的命题区别开来，在他们看来，“以人为本”立足于活生生的个人，强调了关爱每一个人，突破了传统的“民本观”和为人民服务思想只重视群体的思想局限性，对此，我大惑不解！认为有两个方面的严重问题需要厘清：一、为人民服务的学说，的确是以侧重于社会整体，但也包括了关心个体的要求；二、以人为本，在克服传统“民本观”轻视个性自由的弱点的同时，仍然坚持“民本观”的侧重群体利益的公德取向。 在中国词汇，“人”字既可以表达个体，又可以表达群体；而“民”字常常只是一种用来表达人群的概念，公民、农民、市民，等等，都是群体概念。在群体意义上，“人”与“民”是可以互换的，这也就是“以人为本”和“以民为本”一致性的基础。党中央对此也明确规定。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群众路线，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泛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互联网公德的创新中，也必须始终贯彻这些思路。 五、互联网公德形成的新贡献 互联网是一个全人类共享的公共信息服务器，在互联网上形成了一个网络公民交流的虚拟社交的公共领域，互联网上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从本质上讲，都是“公共问题”，可定义为“网络公害”。为了消除网络公害的影响，确保广大网络公民在互联网上和谐交往，就要按照公认的道德准则规范网络交流活动，因此，互联网对伦理学的需要，就势必超出一般伦理学领域，引入人类公德原理解决有关问题，而引进人类公德，当然应该引进人类当代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公德学说，特别是充分吸取包括和谐小康与和谐世界思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价值观的精髓，包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对互联网具体指导的思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公德学说的创新的最新成果内涵丰富，在新的世纪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就是在应对互联网的新挑战中形成的伦理学思考。 在毛泽东、邓小平担当党中央领导核心期间，还没有出现互联网，所以，他们没有对这个问题做出具体的论述。不过，互联网是电脑技术的社会化集群形式，是电子计算机引起的新技术革命的最新发展形式，而这个新技术革命一直受到我们党核心的关注。早在1956年电子计算机刚刚出现时期，毛泽东、周恩来就预见到这是一次比工业革命更伟大的技术革命，1979年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强调了微电子技术等新技术革命对生产力增长的翻倍作用。我们党的第一代和第二代核心领导积极对待新技术革命的态度，在新世纪我们党的领导核心中得到延续，表现在积极发展互联网的实践和有关理论探索中。 2000年8月，江泽民同志在谈到互联网和基因等高新技术对人类的新挑战时，特别指出：“在二十一世纪，科技伦理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核心问题是，科学技术进步应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建立和完善高尚的科学伦理，尊重并合理保护知识产权，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利用实行符合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政策引导，是二十一世纪人们应该注重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在这里，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了“服务全人类”的根本立场观点，他还指出在互联网的建设中，要贯彻“积极发展，加强管理，趋利避害，为我所用”的方针。贯彻这个方针首先就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方针，只有积极发展互联网，才能使我国乘上新技术革命的“快班车”，逆转“数字鸿沟”扩大的势头，赶上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步骤。 科学发展观在发展这个方针中，又进一步提出了主动占领互联网阵地的思路。胡锦涛同志指出：“互联网的斗争是长期的，而且是复杂的，尖锐的。对敌对势力的渗透必须坚决封堵，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学会运用先进科技手段，占领互联网阵地。”党中央还提出：要“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网络文化，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充分发挥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有利于扩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辐射力和感染力，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在网上建设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思想文化传播平台，努力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倡导科学精神、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形成积极向上的主流舆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大力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营造文明健康的网络环境，遏制腐朽落后文化传播，形成“共建共赢”的精神家园。” 党中央在对互联网建设的重要指示中，总是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强调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倡导科学精神、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形成积极向上的主流舆论，占领互联网这个思想宣传的新阵地，确立服务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模式，具有明显的伦理学要求。我认为，在这些要求中，实际上就是将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全体公民的公德建设作为主导方位。这个核心价值体系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公德理论。 互联网公德的创新，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新发展水平，同样为共产主义道德理想提供了必要的思想资源。在共产主义的大同理想形式中，人际之间的和谐关系是建立在充分沟通的前提和基础之上的，而互联网的充分发展，将为全人类的最充分的沟通提供无与伦比的信息服务器。而确保这个服务器安全生存和健康发展的一个基本因素，就是建立和发展互联网公德，因此，互联网公德也是一个面向未来的新兴学科，将在共产主义道德体系中具有必要的位置。在当今伦理学的这个创新发展的重要领域中，必须贯彻党中央关于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最新思路。 胡锦涛同志指出：“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要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必须“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认真回答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不断扩展理论视野，不断作出理论概括。”“要瞄准当今世界学术前沿，着力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提高学术创新能力。”互联网公德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创新领域，始终贯彻胡锦涛同志的这个思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结合解决互联网健康发展问题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展现一个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兴学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