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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何解?(1)


    1.兴于诗
    孔子之时,诗在知识阶层一次次的引诗、歌诗、赋诗中,不断地重塑着自己的权威和经典地位。诗作为礼乐文化中的举足轻重者,乃是“贵族交往活动显示修养、身份和传达信息的精致委婉的文化形式”。也可以说,诗在当时已经成了礼仪文化共同体内的一种言说方式和生存方式,小至人与人之间的赋诗应对,大至国与国之间的外交辞令,都离不开对《诗》的非现成化的随机运用。
    “赋诗言志”、“诗以合意”,“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表明了当时“六经注我”的用诗风气。这种风气使得用诗者想要表达的意思和诗的本意有相当大的出入。这就要求,一方面,交往活动的参与者必须学诗,不学诗则无以开口,孔子讲“不学诗,无以言”就是对此而言;另一方面,学《诗》也不能止于学而知之,而是要学而能化、学而能用。于是,这种学既表现在“对《诗经》数百篇的诗句极为熟悉,不仅可以自己信口拈出,而且能迅速了解对方所赋诗句的出处和含义”,又表现为“对‘断章取义’的称引艺术有高度的把握,能够根据各种复杂的情境用赋诗来应对变化和表达意愿”。《论语》中共有两处孔子结合具体篇章与弟子讨论《诗经》的记载,我们且来看看这两场对话: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八佾》)
    “始可与言《诗》已矣”表明学诗、言诗必须要能够“告诸往而知来者”,也就是说在学诗上要能够融会贯通、触类旁通。而针对学诗上的学而不化、化而不通等现象,孔子就批评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除此之外,孔子所强调的言诗要“告诸往而知来者”,更表明了他对诗的诠释有着明显的德化指向,这在上面的两场对话中都可以得到说明,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才对子贡、子夏这些学子大为赏识。这也可以说是孔子的断章取义、“六经注我”吧。而也只有在孔子的这种解释原则下,我们才能恰如其分地切入对“兴”的理解和领会。
    关于“兴于诗”之“兴”,朱子的解释是“兴,起也”。上面第二个例子中孔子所说“起予者商也”之“起”也可以说就是兴的意思,虽然此处朱子的解释只是“起,犹发也”。但是在解释孔子所说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之“兴”时,孔安国只是注解为“引类譬喻”,而朱熹则解释为“感发志意”。因此,兴就是起、发或者是启发之意。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孔子所说的学诗不仅仅要我们能告往知来,更要能从诗中领会到德化意味。而诗之兴也能在如上的两个方面启发(起发)我们,它不仅止于让我们学会譬喻、产生联想,更重要的乃是诗“可以通过具体的譬喻和生动的联想,来感发和振奋我们的心志情意,使我们从感性的‘美’的体验,上升到理性的‘善’的意识。这正是立德修身的起始阶段”。而孔安国的解释显然忽略了孔子的这个最终的德化或伦理指向。
    诗的德化指向在孔子之时已是共识,比如“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孔子更是看重诗教,《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其中的《诗》就是指孔子在《论语》中一再提起的“诗三百篇”。孔子明确地将诗教与成就君子结合起来,“入其国,其教可知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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