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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章句序》中的“道统”与“道学”

余英时先生在近著《朱熹的历史世界》(以下简称《朱》)中提出: 
    朱熹有意将‘道统’与‘道学’划分为两个历史阶段:自‘上古圣神’至周公是‘道统’的时代,其最显著的特征为内圣与外王合而为一。在这个阶段,在位的‘圣君贤相’既已将‘道’付诸实行,则自然不需要另有一群人出来,专门讲求‘道学’了。周公以后,内圣与外王已分裂为二,历史进入另一阶段,这便是孔子开创‘道学’的时代。宋代周、张、二程所直接承续的是孔子以下的‘道学’,而不是上古圣王代代相传的‘道统’。所以严格言之,朱熹笔下的‘道学’两字与后世通行的观念虽无大出入,但他的‘道统’一词却具特殊涵义,与宋以后的用法不能混为一谈。(三联书店,2004,第15页,下同) 
    谨按,“两个历史阶段”之说,可以追溯到韩愈的《原道》。在拈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道”之传承谱系之后,韩愈又说: 
    由周公以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中》亦引此句,其说当出自韩愈,余氏谓出自朱熹,恐非是) 
    这里所强调的“君”与“臣”、“事行”与“说长”的区别,正对应于余先生认为朱熹区分的“道统”、“道学”之别。韩愈的表述虽极简约,亦显然可见他对于周公之后“其事不行”,徒垂以空言的失落。联系《原道》上文对“先王之教”的向往和对现实政治的不满,可见韩愈对“道体”与“政教”关系的敏感性未必在朱熹之下。 
    又如程颢说:“三代之治,顺理者也;两汉以下,皆把持天下者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程颐说:“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明道先生墓表》,《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胡宏说:“事本乎道,道藏于事。……禹汤文武成其功,孔子孟子传其学。”(《皇王大纪》卷一)陆九渊也说:“古者势与道合,后世势与道离。”(《象山语录》上)则“内圣”和“外王”在三代之后的分裂,乃是韩愈以降不少儒者的共识。朱熹也不例外,特别在和陈亮的论战之中有详细分说,此不赘论。余先生的独创之处在于将其与《中庸章句序》(以下简称《序》)中的“道统”与“道学”联系起来,并进而认为这两个词分别代表“内圣”与“外王”合一与分裂的两个不同阶段,以进一步阐发朱子旨在以“道学”约束君权的微言大义。但是这一论断的文本根据极不充分,相反,倒有若干相反的证据,表明在朱熹那里“道统”与“道学”乃是一体两面:“道”者周流天下,无“统”可言,“道统”即是“道学之统”,“统”以“学”而定,“学”依“统”而传。在朱熹那里,“道统”并无所谓“特殊含义”,相反,朱熹乃是较早在后世意义上使用“道统”一词的著作家之一,可以断言。 
    余先生之依据,主要为《序》中的若干表述。笔者初读《朱》时,亦以此为不刊之论,然而细读原文之后,不得不承认《朱》所言基本上是对原文的严重误读或曲解。为澄清问题起见,本文不避繁冗,特依次摘引该《序》全文,略分说如次,以期申明朱子原意。 
    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 
    按《朱》引该《序》首句,云: 
    朱熹为什么一方面说子思作中庸是‘忧道学之失其传’,另一方面又说‘上古圣神’有‘道统之传’呢?可见‘道学’与‘道统’必有一定的分别。(12) 
    按依通行之义,“道学之传”即为“道统”,“道统”以“传”而成,故说“道统之传”,乃是进一步强调“道学”传承的方面,以见子思作《中庸》之意义。然而《朱》所言,乃指“道学”与“道统”本为泾渭分明的两者,而原文绝不能支持如此强之论断。要之,朱熹用此二词或者出于侧重之不同,或者出于修辞之需要,皆有可能,不能就此认为道学与道统本为二物或两个阶段。然而《朱》中所论,毕竟为一种可能性,其是非允当与否,下文将详细剖析之。 
    《朱》又云,上古圣神,为三皇五帝之类,此皆德位兼备,以圣人而为天子者,故: 
    在这个意义上,‘道统’是‘道’在人的世界的外在化,也就是‘放之而弥六合’,内圣外王无所不包。所以‘道统’之‘统’与孟子所谓‘创业垂统’之‘统’是相通的。这是《中庸序》中‘道统’二字的确诂,毫无可疑。(13) 
    按,此说其实已经预设了一个前提,即“道统”为自三皇五帝到文武周公之“上古圣神”所有,孔孟及以下无能传焉。所以对于这个道统,才可能从“创业垂统”一方面加以界定,并得出此二字的“确诂”。而此一前提,正是所要论证的结论,故此为循环论证,并无证明之效力亦明矣。 
    并且,在原文中,也有充分的根据说明,对于“道统”,不能作如是理解: 
    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 
    按,“其见于经”之“其”,显然是指代“道统之传”而言。故朱熹所言,至为明确,道统之传,即所谓“虞廷心传”者,为“执中”之教,与后世道学,虽有质文略详之异,然而并无根本差别。至于“外王”之事功,绝未包括其中。不能因为上古圣神,既有内圣之传,又有外王之功,就将二者混为一谈。 
    朱熹于下文,更详细发明此所谓“道统”之精义: 
    盖尝论之: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二者杂于方寸之间,而不知所以治之,则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无以胜夫人欲之私矣。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也,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从事于斯,无少闲断,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着,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下相传,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际,丁宁告戒,不过如此。则天下之理,岂有以加于此哉? 
    按,此节所阐发之内容,全为“道学”之精义,而其阐发之对象,则为上古圣神之“道统”。故道统绝非外王之治统,而为内圣之性理之学的传承,亦已明甚。所谓“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际,丁宁告戒,不过如此”,此一“不过如此”,即指道统“不过”为道学之授受,绝非其它“天下之大事”也。 
    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 
    按,此一表述为《朱》所重点发挥,以为“朱熹在此是以极其委婉的方式避免说孔子得‘道统之传’。”(13)然细玩文气,似并无余先生所论之意。“自是以来,圣圣相承”,已隐括孔子于其中,“若……若……”为并列句式,则孔子跻身文武周公之列无疑。虽然于孔子并未说“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以致余氏之疑,然而其中别有深意,恐非如余先生之所言。 
    韩愈的“道”的传承谱系中,只有“成汤、文、武”的“君”的系列,并无“皋陶、伊、傅”的“臣”的系列(“周公”是作为“摄政王”,亦在“君”列)。然而这样一来,传承链条中难免会出现断裂,如禹不可能直接传道于汤,三代亦多有平庸之主,如武丁乃闻道于傅说,方能成就大治。故而朱熹又添上“臣”的系列,君臣交错,相互授受,丁宁告诫,方能称“圣圣相承”。而孔子之传“道”,自与尧舜至周公不同,为一全新阶段,此自以孔子“不得其位”之故,故而不能“以此”(即圣贤之相互授受,丁宁告戒)接道统之传,而为天纵其圣,生而知之或好古敏以求之,故得以继数百年失坠之“道统”,使之免于中绝,此即孔子所谓“继往圣,开来学”者,亦所谓“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至于此处未提“道统”,明显为修辞需要,以避免用词重复,而所谓“继往圣,开来学”已隐括其意。此处绝无“道统”已绝,别开“道学”以存“道体”之意,余先生所言,未免深文周纳太过。且若朱熹强调“道统”与“道学”之区别,于此正当大书特书才对,何必以委婉方式避而不谈?若以惧政治迫害为说,则“道统”之说本自道学家起,朝廷无与焉,并无迫害之理由。 
    虽然我们已经指出,对《序》的另一种解读,可以表明在朱熹那里不存在“道统”与“道学”的区别,余先生的说法并无充分依据。然余氏之论,似亦可自原其说,故读者之疑,或仍不能释。然而余氏引《序》至此为止,下文尚有对其极不利之反证,余氏皆未涉及。我们再看下去: 
    然当是时,见而知之者,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及曾氏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则去圣远而异端起矣。子思惧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于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更互演绎,作为此书,以诏后之学者。盖其忧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虑之也远,故其说之也详。其曰“天命率性”,则道心之谓也;其曰“择善固执”,则精一之谓也;其曰“君子时中”,则执中之谓也。世之相后,千有余年,而其言之不异,如合符节。历选前圣之书,所以提挈纲维、开示蕴奥,未有若是之明且尽者也。 
    按,这里说“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此“其”即指上文之“道统”无疑。故而道统之传,自孔子以下,仍在继续。下文详述子思著述之意,即以此为前提。尤可注意者,所谓“世之相后,千有余年,而其言之不异,如合符节。”按“千有余年”,即指从尧舜以至子思《中庸》,一千数百年(按其实已近两千年,此盖举其成数,不必确指),此以尧舜至孔、曾、子思,为一整体时段,认为子思犹得尧舜之道统,如合符节,应当无疑。 
    如果说这一层意思还比较间接的话,那么下文说孟子就更为明显,绝无可疑: 
    自是而又再传以得孟氏,为能推明是书,以承先圣之统,及其没而遂失其传焉。则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语文字之间,而异端之说日新月盛,以至于老佛之徒出,则弥近理而大乱真矣。 
    这里说得非常明白,孟子“能推明是书,以承先圣之统”,“是书”当然就是《中庸》一书,“先圣之统”即尧舜以降“道”的传承,其精义包括在《中庸》一书中,故而能推明此书,即可继而传承“先圣之统”;《中庸》所传,自为“道学”,而又有“先圣之统”在焉,此“统”非“道统”而为何!如果说孟子已传得“道统”的话,那么《朱》的一系列相关论证,也就不攻自破了。 
    如果说这里毕竟还没有点出“道统”二字的话,那么最后一段终于点出: 
    然而尚幸此书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得有所据,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盖子思之功于是为大,而微程夫子,则亦莫能因其语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为说者不传,而凡石氏之所辑录,仅出于其门人之所记,是以大义虽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门人所自为说,则虽颇详尽而多所发明,然倍其师说而淫于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岁即尝受读而窃疑之,沈潜反复,盖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领者,然后乃敢会众说而折其中,既为定着章句一篇,以俟后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复取石氏书,删其繁乱,名以辑略,且记所尝论辩取舍之意,别为或问,以附其后。然后此书之旨,支分节解、脉络贯通、详略相因、巨细毕举,而凡诸说之同异得失,亦得以曲畅旁通,而各极其趣。虽于道统之传,不敢妄议,然初学之士,或有取焉,则亦庶乎行远升高之一助云尔。 
    按,这里说二程“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此“绪”与“统”本可互训,所谓“统绪”是也。《说文解字》:“绪,丝端也。”又:“统,纪也”,“纪,别丝也”,段注:“一丝必有其首,别之是为纪。”故“统”、“绪”本义皆为丝头丝端,后引申出系统、传统、理绪等义,此处“统”“绪”二字,原可互通。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二程自然也和孟子一样,传得“道统”了。 
    即使此说略嫌迂曲而不论。本文最后说“虽于道统之传,不敢妄议,然初学之士,或有取焉,则亦庶乎行远升高之一助云尔”,其意亦极显豁。这里的意思是说,恪守“道统之传”的旧说,而不敢别出新意,只是对于初学者有些帮助而已。这自然是朱熹的谦辞。然而重要的是,这里的“道统之传”指何而言。 
    如依《朱》所言,“道统之传”系指尧舜至三代圣王之“创业垂统”,则本文及《中庸》一书所述,显然与此并无直接关系,这里突然拈出此语,未免殊不可解。况且尧舜三代,学者公认,何议之可有!并且,上文中诸早期圣王只是一笔带过,重点的论述放在孔、曾、思、孟、二程及其后学的后期传承上,则“道统之传”,本为承此而言,而与上古三代之“治统”无涉。因此,这里的“道统”只有多少作“道学”解,才能说通。并且,此亦与开头的“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相呼应。此《序》所述,从头到尾都是“道学之传”,亦即“道统之传”。二者一而二,二而一,本为一体,这才是文从字顺的解释。并且,这里暗指的“道统之传”的旧说,自然是韩愈《原道》中首先发明的道统说(只是没用“道统”一词),以及二程及其它理学家所补充润色的版本。而这其中都没有分别“道统”和“道学”、圣王和孔孟的迹象。故《朱》所论,不得不说是缺乏理据。 
    以上仅为《序》中的内证,下面我们考察一下其它文献中的外证,是否能佐证《朱》的论断。 
    余先生说: 
    朱熹从淳熙八年初用“道统”一词,两年后界定“道统”的涵义,到淳熙十二三年增改《中庸序》,前后经过四五年时间,才对这两个重要观念的分野完全厘清了。(15) 
    这一论断是通过对若干文献的解读得出的,现在我们逐一分析,看看这一论断是否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成立。 
    《晦庵集》中明确提到“道统”共有九处,其中三处都在《中庸序》中,上文已分说。另外,朱熹在淳熙八年(1181)《书濂溪光风霁月亭》中说: 
    惟先生承天畀,系道统,所以建端垂绪,启佑于我后之人者……(卷八十四) 
    此明显以周敦颐为承继“道统”之人,《朱》亦引此条,作为朱熹初用“道统”一词的文本(实际上并非如此,见下文),但认为“其意指很不明确,可以上起尧舜,也可以下迄孔孟,大概此时他的‘道统’观念还没有完全确定。”(14)这样就排除掉了一条对他很不利的材料。 
    《朱》另引绍熙五年(1194)的《沧州精舍告先圣文》,在此亦将有关段落摘引如下: 
    后学朱熹,敢昭告于先圣至圣文宣王:恭惟道统,远自羲轩,集厥大成,允属元圣。述古垂训,万世作程。三千其徒,化若时雨,维颜曾氏,传得其宗。逮思及舆,益以光大。自时厥后,口耳失真,千有余年,乃曰有继。周程授受,万理一原,曰邵曰张,爰及司马,学虽殊辙,道则同归,俾我后人,如夜复旦。(卷八十六) 
    按《朱》仅略引其中一小部分,故读者或者有所误解。此文所昭告之“先圣”,即孔子。这里第一句就提到“道统”,“恭惟道统,远自羲轩,集厥大成,允属元圣”。“恭维”是虚字,所以“道统”可以说是全文首见的第一个词,也是这句话的“主语”。此句若曰:这一道统起自伏羲、轩辕,至孔子而终集其大成。则孔子得古圣王道统,绝无疑问,余氏强为之辩,殊不可解。 
    余先生的主要依据是“维颜曾氏,传得其宗”,用的是“宗”字而非“统”字,故说明朱熹有意区分二者,此殊属无谓。按这里的“其宗”,“其”为主有形容词,即指代上文之“道统”,“其宗”,即道统之正宗。二者绝非并列关系。并且,余先生也指出此为用典,用韩愈《原道》中的成句,则此用法早本于昌黎。按此类修辞性表述,关键用词避免重复,多有变化,本不足为奇,若欲以此说明“道统”、“道学”之分别,恐怕根据太不充分。仔细品味文意,则“道统”乃这一段文字的主题,整篇都是讲道统的传承,从羲轩经孔孟,到周程张载,这种理解,恐怕更接近朱熹的原意。试问,本篇并未拈出“道学”或“道体”之类,那么孔孟以下所“授受”的,不是道统,还能是什么呢? 
    并且这个极不充分的例子,就是余先生在《序》外所找到的唯一直接例证,另外,余先生引《韶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中关于道学的表述,来证明朱熹关于道学的界说(14-5)。按,只有预设了“道学”和“道统”的分离,则此说才可以表明朱熹所说的“道学”并不适用于“道统”,甚至与“道统”相对立。而这一预设正是余先生所要论证的结论,故余说不能成立,断然可知。 
    其实反例在朱熹的文集、语录中亦不少,如作于淳熙三年(1176)的《建康府学明道先生祠记》: 
    吾少读程氏书,则已知先生之道学德行,实继孔孟不传之统。(卷七十八) 
    此以“道学”和“不传之统”为一,其意明甚。如果说这里毕竟字面上还没有“道统”二字的话,那么同样是说周敦颐的,作于淳熙六年(1179)之《榜南康文又牒》则已明白点出: 
    濂溪先生虞部周公,心传道统,为世先觉。(卷九十九) 
    又如作于绍熙四年(1193)的《邵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 
    乃更辟堂东一室,特祀先生,以致区区尊严道统之意。(卷八十) 
    此以周敦颐为“道统”之传人,岂非彰彰明甚! 
    还有作于淳熙十六年(1189)之《答陆子静》: 
    子贡虽未得承道统,然其所知,似亦不在今人之后。(卷三十六) 
    这里虽说子贡未承道统,其隐含孔子传道统,曾子、子思承道统之意亦极明显。否则孔子即已无道统可承,子贡未承,何须再说。 
    又《朱子語类》卷十三: 
    人言今人只见曾子唯一贯之旨,遂得道统之传。此虽固然,但曾子平日是个刚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人。(中略)故得卒传夫子之道,後来有子思孟子,其传亦永远。(辅广) 
    同书卷十九: 
    圣贤言语,粗说细说,皆著理会教透澈。盖道理至广至大,故有说得易处,说得难处,说得大处,说得小处。若不尽见,必定有窒碍处。若谓只“言忠信,行笃敬”便可,则自汉唐以来,岂是无此等人,因甚道统之传却不曾得?亦可见矣。(黄㽦) 
    据《朱子语录姓氏》,黄氏所记在戊申年,即淳熙十五年(1188),辅氏所记更在甲寅年,即绍熙五年(1194)之后,从时间上来看,都在余先生所论断的“道统”与“道学”的区分基本确立之后。虽然《语类》讹伪间出,未可尽信,但这两条的侧重都不在“道统”问题上,只是顺便用此一词,似无可疑之处,可以认为表达了朱熹及其学派对“道统” 的一般理解。显然,这里的用法都悖于余先生之特殊理解。 
    尤可注意者,上引第一条以曾子“得道统之传”,及后来思孟“其传亦永远”,可以与《序》中的“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虽于道统之传不敢妄议”等表述相互发明,则其意更加显豁。可知“传得其宗”即传得其“统”,“道统之传”主要指孔子以下的传承线索,而不囿于三代圣王。并且据朱熹语意,曾子得“道统之传”当为其时倾向理学之士人群体的一般理解,看来“道统”之使用,既非李元纲,亦非朱熹或黄幹所首创,或者尚远在朱熹时代之前,于此不能详考(参看附录:《“道统”源流考》)。然而从现有文献来看,朱熹是首先正式系统地在今天人们所熟悉的意义上使用“道统”一词的著作家之一,当无可疑。 
    第二条虽说汉唐以来“道统之传却不甚得”,却明显与王道霸道的政治合法性问题无关,而是指对“圣贤言语”、“道理”(四库本作“道体”,此据中华书局排印本)的领会,即人们熟悉的“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之说。此亦足证《韶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中的“秦汉以来,道不明于天下,而士不知所以为学。……有濂溪先生者作,然后天理明而道学之传复续”并非如余先生所论证的那样,只是说“道学”,而同样也是说“道统”。 
    以上数例证皆悖于余先生之理解,而这些几乎可以说是现存朱熹文集语录中提到“道统”的全部文献。故余先生对于《中庸序》中“道统”之解说,其绝无根据且与朱熹其他文献中的用法相矛盾,亦可知矣。 
    从上文的诸多例证来看,非但“道统”之初用不在淳熙八年,亦无界定“道统”涵义之事,在《中庸序》中更无所区分“道统”与“道学”,至少没有余先生所断定的那种区分,这一论断可谓建立在流沙之上,是全盘不能成立的。 
    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朱熹思想中确实有这样的区别,倒是令人大惑不解之事。试问,朱熹为何不将这一区别明白说出,而要含糊其辞,模棱两可,乃至在同一篇文献中都自相矛盾?若说是担心政治迫害的“隐微书写”,则朱熹明明以其他的用语在文集语录中表达了“两个历史阶段”区分,难道彼时就不无忧虑?且前人、后人(如黄幹,刘宗周)亦以不同方式拈出这一区别,朱熹又何为而隐微其辞?并且,如果八百年来绝大多数读者都看不出来这一点,少数看出来的几个也同样要隐藏之,直到“批判君权”已经成为合法话语的今天才由余先生钩沉发隐,大白于天下,这种隐语又有何意义可言?是否在丝毫意义上有助于后世儒学家限制君权乃至得君行道?恐怕答案都是否定的。 
    那么,朱熹对于“道统”和“道学”的用法是否真的完全随机,并无任何差异呢?当然也不是这样,在朱熹文集中,“道统”一词只不过出现了九次。“道学”却出现了数十次,多指宋代的理学,这中间的差别还是能说明一些问题的。这两个词的用法肯定存在着侧重的不同:首先,“道统”多少有“正统”之意,较为郑重严谨,几乎只能指尧舜周孔等“大圣人”,用于指近代人只有周敦颐和二程;而“道学”则较为宽松广泛,要求略低,一些较次要或有些“异端”倾向的学者和思想家,如吕祖谦、张栻、陆九渊等,未必谈得上承继“道统”,但是算是“道学”则无问题(《宋史·道学传》将许多重要理学人物排除在“道学”之外,乃出于道学内部的门户之见,与朱熹时不同)。第二,“道学”又有“学问”,“学术”之意,多少要有一套成体系的话语系统,才能称为“学”,而上古圣王的“心传”, 只是片言只语,至多不过三五句话,未免质朴太过,要称为“学”多少有些牵强,故“道学”之为“学”,只能从孔子以后算起。第三,“道学”于淳熙、绍熙间多受攻击,后来成为庆元党禁的对象,其意义与侧重又有微妙的变化,在此不能详论。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发现余先生所赋予“道统”的那个特别意义。虽然不同历史阶段的区分肯定存在,但是这一点也不能证明余先生将其视为一种附加于“道统”与“道学”之上的“微言大义”的特殊阐释。 
    当然,余先生的这个失误未必直接影响该书下文的许多重要论断,但是其中的关系究竟如何,恐怕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例如,如果“道统”和“道学”一样,都是侧重于指“内圣”的方面,那么朱熹之阐明“道体”,其政治用意或者就不如余先生所认为的那么明显(“批判君权”,第23页),对于朱熹思想中的“价值世界”与“历史世界”之关系可能也需要重新建构;又如,如果《序》中并无如此多的“微言大义”,那么余先生对于朱熹的写作方式的判断可能就有相当偏差,对于其他文献的解读或者也存在类似问题……勿庸讳言,虽然有关的评论文字已经出了不少,但是我们现在仍然缺乏对这部里程碑式的巨著的全面、认真、精细的批判,本文希望在此方面起到一点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责任编辑:admin)